检察官问过安迪，他认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迪避而不答。但他其实心中的确有一些想法，我在一九五五年一个黄昏时把这些想法套出来。我们两人花了七年工夫，才从点头之交进而成为相当亲近的朋友，但直到一九六年之前，我都从未真正感到跟他很接近。而且我想，我是惟一曾经真正跟他接近的人。我们由始至终都在同一层囚室，只是我在走道中间而他在走道末端。

    “我认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笑道，但笑声中没有丝毫幽默的意味，“我认为那天晚上，我真是倒霉透了，古往今来最倒霉的事都集中在这短短几小时内发生。我想一定有个陌生人凑巧经过。也许在我走了之后，有人车子爆胎了，也许是个强盗，也许是个神经病，走进去把他们杀了，就这样，我就被关进来了。”

    就这么简单。而他却得下半辈子——至少在离得开以前——都待在肖申克。五年后，他开始申请假释，但每次都被驳回，尽管他是模范犯人。但当你被烙上了谋杀的罪名后，想离开肖申克可有得等了，慢得就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假释听证会中有七个委员，比一般州立监狱还多两个，你不能收买那些家伙，也无法用甜言蜜语哄他们，更不能向他们哭求。在假释听证会中，有钱都不能使鬼推磨，任你是谁都插翅难飞。而安迪的情况，原因就更复杂……不过且待下文分解吧。

    有个名叫肯德里克斯的模范犯人，在一九五零年代向我借了不少钱，后来足足花了四年才付清。他付给我的利息大部分是用情报来抵。干我这一行，如果消息不灵通，就是死路一条。肯德里克斯能看到一些我绝对看不到的纪录和档案。他不像我只在那个该死的车牌工厂里操作压板机器。

    肯德里克斯告诉我，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假释听证会上，反对安迪假释的投票纪录是七比〇，一九五八年是六比一，一九五九年又是七比〇，一九六〇年是五比二，以后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经过十六年后，他还在第五区的十四号牢房。到了一九七五年，他已经五十七岁了。他们很可能到一九八三年时，才会大发慈悲放了他。

    他们饶你一命，但是却夺走你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放你走，但是……听着：我认识一个叫波顿的家伙，他在牢房里养了一只鸽子。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当他们放他出来走走时，他都带着这只鸽子。他叫鸽子“杰克”。波顿在出狱前一天，也放杰克自由，杰克立刻姿态漂亮地飞走了。但是在波顿离开我们这个快乐小家庭一个星期之后，有个朋友把我带到运动场角落，波顿过去老爱在那里晃来晃去。有只小鸟像一堆脏床单般软趴趴地瘫在那里，看起来饿坏了。我的朋友说：“那是不是杰克啊？”没错，是杰克，那只鸽子像粪土一样躺在那儿。

    我还记得安迪·杜佛尼第一次跟我接触要东西的情形，往事历历在目，好像昨天才发生一样。不是他想要丽塔·海华丝的海报那次，那还是以后的事。一九四八年夏天，他跑来找我要别的东西。

    我的生意大部分是在运动场上做成的，这桩交易也不例外。我们的运动场很大，呈正方形，每边长九十码。北边是外墙，两端各有一个瞭望塔，上面站着武装警卫，还佩着望远镜和镇暴枪。大门在北面，卡车卸货区则在南边，肖申克监狱总共有五个卸货区。在平常的工作日，肖申克是个忙碌的地方，不停有货进出。我们有一间专造汽车牌照的工厂、一间大洗衣房。洗衣房除了洗烫监狱里所有床单衣物，还替一家医院和老人院清洗床单衣物。此外还有一间大汽车修理厂，由犯人中的技工负责修理囚车和市政府、州政府的车子，不用说还有监狱工作人员的私人轿车，经常也可以看到假释委员会的车停在那儿待修。

    东边是一堵厚墙，墙上有很多小得像缝隙的窗子，墙的另一边就是第五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