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你有时真令我吃惊。”

    “你在说什么呀？”

    “陷入困境时，人的反应其实只有两种，”安迪说，他圈起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假设有间屋子里满是稀有的名画古董，雷德？再假设屋主听说有飓风要来？他可能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人总是怀抱最乐观的期望，认为飓风或许会转向，老天爷不会让该死的飓风摧毁了伦勃朗、德加的名画；万一飓风真的来了，反正这些东西也都保过险了。另一种人认定飓风一定会来，他的屋子绝对会遭殃。如果气象局说飓风转向了，这个家伙仍然假定飓风会回过头来摧毁他的房子。因此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他知道只要为最坏的结果预先做好准备，那么抱着乐观的期望就没关系。”

    我也点燃了根烟。“你是说你已经为未来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我是预备飓风会来的那种人，我知道后果会有多糟，当时我没有多少时间，但在有限的时间里，我采取了行动。我有个朋友——差不多是惟一支持我的人——他在波特兰一家投资公司做事，六年前过世了。”

    “我为你感到难过。”

    “嗯，”安迪说，把烟蒂丢掉，“琳达和我有大约一万四千元的积蓄，数目不大，但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大好前程摆在我们面前。”他做了个鬼脸，然后大笑，“起风时，我开始把伦勃朗的名画移到没有飓风的地方。所以我卖掉股票，像一般好公民一样乖乖付税，丝毫不敢有所隐瞒或抄捷径。”

    “他们没有冻结你的财产吗？”

    “我是被控谋杀，雷德，我不是死掉！感谢上苍，他们不能随意冻结无辜者的财产，而且当时他们也还没有以谋杀的罪名指控我。我的朋友吉米和我当时还有一点时间，我的损失还不小，匆匆忙忙地卖掉了所有的股票什么的。不过当时我需要担心的问题，比在股市小小失血要严重多了。”

    “是呀，我猜也是。”

    “我来到肖申克时，这笔钱很安全，现在也仍然很安全。雷德，在外面的世界里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他，但是他有一张社会保险卡和缅因州的驾照，还有出生证明。他叫彼得·斯蒂芬，这个匿名还不错吧？”

    “这个人是谁？”我问。我想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觉得难以置信。

    “我。”

    “你要跟我说在这些人对付你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弄一个假身份？”我说，“还是在你受审的时候，一切已经都弄妥了——”

    “我不会这样跟你说，是我的朋友吉米帮我弄的，他是在我上诉被驳回以后开始办的，直到一九五〇年春天，他都还保管着这些身份证件。”

    “你们的交情一定很深，因为这样做绝对犯法。”我说，我不敢确定他的话有多少可信——大部分是真的，只有一点点可以相信，还是全部都不能相信。但那天太阳露脸了，是个暖和的好天气，而这又是个好故事。

    “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安迪说，“我们打仗时就在一起，去过法国、德国，他是个好朋友。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但他也知道在美国要假造身份很容易，而且也很安全。他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资在彼得·斯蒂芬名下——所有该付的税都付了，因此国税局不会来找麻烦。他把这笔钱拿去投资时，是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到今天，这笔钱已经超过三十七万元了。”

    我猜我讶异得下巴落到胸口时，一定发出了“砰”的一声，因为他笑了。

    “想想看，很多人常常惋惜，假如他们在一九五〇年就懂得投资这个那个就好了，而彼得·斯蒂芬正是把钱投资在其中的两三个项目。如果我不是被关在这里，我早就有七八百万的身价了，可以开着劳斯莱斯汽车……说不定还有严重的胃溃疡。”

    他又抓起一把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