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杰米扬诺夫那里住，”法官回答说，也全身一震。

    “下一回，大概我也要在那家旅店住了。求上帝怜恤吧，契皮亚科夫旅店里简直没法住！通宵吵吵闹闹，乱哄哄的！脚步声啦，咳嗽声啦，孩子哭哭啼啼。……不象样子！”

    副检察官是个丰满而福泰的黑发男子，戴着金边眼镜，留着一把梳理整齐的漂亮胡子，这时候坐着不动，好比一尊塑像，用拳头支住脸，在读拜伦的《该隐》。他眼睛里充满读得入神的表情，眉毛惊讶地越扬越高。……他偶尔往椅背上一 靠，冷漠地瞧着前面出神，过了一分钟，又埋下头去看书。辩护人用铅笔没削过的一头在桌子上划来划去，偏着头沉思。

    ……他那年轻的脸上没有别的表情，只有呆板而冷漠的烦闷，这样的表情只有那些每天必得坐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同样的脸和同样的墙的小学生和职员们才会有。他过一忽儿就要发言，可是这丝毫也不使他激动。再者，他的发言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根据上司的指示，按照沿用已久的陈词滥调把它写成的，自己都觉得它毫无光彩，枯燥乏味，过一忽儿，在陪审员面前，他会不动感情、有气无力地把它念完了事，这以后就坐上马车，冒着雨，经过泥泞的道路，去火车站，回 到城里，然后很快又接到命令要到某县去，再宣读新的发言，……实在无聊！

    被告先是焦躁不安地对着袖口嗽喉咙，脸色煞白，可是不久那寂静、那无处不在的单调、那烦闷，也感染他了。他呆板而恭敬地瞧着法官们的制服，瞧着陪审员们疲乏的脸，平心静气地映着眼睛。原先他关在监狱里，一想起法庭的环境和审讯就提心吊胆，如今他倒十分放心了。他在这儿遇到的情形跟他原来预料的全不一样。他头上本来压着杀人致命的罪名，可是他在这儿却没碰见恐吓的脸、震怒的目光、关于严惩的响亮语句，更谈不别有人来关心他那不同寻常的命运。

    坐在上面的法官，谁也没有把长久而好奇的目光停在他身上。

    ……阴暗的窗子啦，墙壁啦，书记官的声音啦，副检察官的姿态啦，一概浸透了官场的淡漠，冒出凉气，仿佛杀人犯无非是普通的办公用具，或者那些审问他的都不是活人，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知道是由谁开动着的机器罢了。

    ……

    那个放宽心的农民却不明白：这儿的人对生活的戏剧和悲剧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就跟医院里的人看待死亡一 样，而且正是这种机器般的冷漠无情，才包藏着他的处境的惨痛和无望。看来，他即使不是温顺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开口恳求他们，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大发慈悲，沉痛地忏悔，绝望地死去，……这一切也还是会在早已麻木的神经和习惯上撞得粉碎，就跟海浪撞在岩石上一样。……等到书记官念完，庭长不知什么缘故摩挲着他面前的桌子，眯细眼睛久久地瞧着被告，然后懒洋洋地转动着舌头问道：“被告，您承认六月九日傍晚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吗？”

    “不承认，老爷，”被告站起来，回答说，抓住他衣服的前胸。

    这以后法庭匆匆忙忙着手审问证人，一连审问了两个农妇、五个农民和一个调查过案情的乡村警察。这些人身上都粘着泥浆，他们步行很久，又在证人室里一直坐等，早已筋疲力尽，神色沮丧而阴郁。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他们供道：哈尔拉莫夫象大家一样，跟他的老太婆相处得“不错”，只有喝多了酒才动手打她。六月九日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发现老太婆倒在前堂里，头盖骨破裂，身旁一滩血里丢着一把斧子。大家就找尼古拉，要把这个灾难通知他，可是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街上。大家就开始在村子里找他，跑遍所有的农舍和酒店，都没找到他。他失踪了，到第三天，他却在乡公所里出现，脸色苍白，衣服破烂，周身发抖。人们就把他绑起来，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