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走开，好象还有什么话要说似的。他走进前堂，站住，沉思不语。他似乎打定了什么主意，毅然决然地出去了。……“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医师等他走后嘟哝说。“这一 切多么愚蠢，多么庸俗！”

    他感到刚才他对待医士的态度象个小孩子。他这才明白过来：所有他那些关于诉讼的想法都不聪明，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复杂了。

    “多么愚蠢啊！”他坐在双轮马车上，以及后来在军事长官家里玩文特的时候一直这样想。“难道我的教育程度这么差，对生活知道得这么少，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简单的问题？

    是啊，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医师看见医士的妻子坐上一辆马车，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他心里暗想：“她这是找她的姨妈去了。去就去吧！”

    医院里就此缺了个医士。本来应该给执行处写一份公文才对，然而医师仍旧想不出这封信该按什么形式写。现在这封信的大意该是这样：“我请求将医士革职，其实有罪的不是他，而是我。”要把这样的意思叙述得既不荒唐，也不丢脸，这在正派人几乎不可能办到。

    大约过了两三天，医师得到消息说，医士到列甫·特罗菲莫维奇那儿诉苦去了。主席没有容他说一句话，跺着脚嚷叫，打发他走掉：“我知道你！出去！我不要听！”医士从列甫·特罗菲莫维奇那儿出来，到执行处去，在那儿递上一份诬告的呈文。在那份呈文里，他没有提到打耳光的事，也没有为自己要求什么，只是向执行处告密，说医师有好几次当他的面不以为然地批评执行处和主席，还说医师治病不得法，不按时到各区去等等。医师听到这些就笑起来，心想：“简直是个蠢货！”他想到医士做出这种蠢事来，不由得害臊，而且可怜他；人为保护自己而做的蠢事越多，他就越得不到保护，越没有力量。

    在上述这个早晨过去整整一个星期后，医师收到调解法官的一张传票。

    “这真是十足的愚蠢，……”他一面在收条上签字，一面暗想。“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的事了。”

    在一个阴暗、安静的早晨他坐车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倒不再觉得羞愧，而只觉得烦恼和厌恶了。他生自己的气，生医士的气，生环境的气。……“我爽性在法庭上说：你们统统见鬼去吧！”他生气地想。

    “你们全是蠢驴，你们什么也不懂！”

    他坐着车子快要走到调解法庭的时候，看见门口站着被传到这儿来作证的他医院里的三个护士，另外还有妖精。妖精正等得不耐烦，调动着两条腿，这时候看见当前这场官司的主要人物来临，高兴得脸都红了。气愤的医师一眼看见护士们和这个活泼愉快的妖精，恨不能象鹰似的扑过去，给她们一场惊吓：“谁让你们离开医院的？请你们马上滚回去！”然而他克制自己，极力装得心平气和，从一群农民中间穿过去，走进法庭。法庭里没有人，调解法官的链子挂在一把圈椅的椅背上。医师走进书记的房间。在那儿，他看见一个瘦脸的年轻人，穿着麻布上衣，衣袋鼓出来，这人就是书记。医士坐在桌子旁边，因为闲着没事做而翻看诉讼案卷。医师一进来，书记就站起来，医士难以为情，也站起来了。

    “亚历山大·阿尔希波维奇还没来吗？”医师问道，发窘了。

    “还没来。他在家里，……”书记回答说。

    法庭设在调解法官的庄园上，占着一个厢房。法官本人住在大房子里。医师走出法庭，不慌不忙地往那所房子走去。

    他瞧见亚历山大·阿尔希波维奇正在饭厅里茶炊旁边。这位调解法官没穿上衣，也没穿坎肩，衬衫胸前的纽扣解开。他正站在桌子旁边，两手捧着茶壶，往一个玻璃杯里给自己斟上象咖啡那么黑的茶。他一眼看见客人来了，就赶快拿过另一个玻璃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