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脑袋；或者，必要时，打头的是一个上面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们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似的喧哗声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从哪儿开头，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象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象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要胸有成竹，目光敏锐，一忽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 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挥指挥棒，又要注意歌者，还要时而朝鼓手，时而朝圆号手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彼此不相象的脸，三百只眼睛直视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 分钟里，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被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对手则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那就是五花八门的样式、现象、法则，以及受它们制约的我和别人的许多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捡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按一定的次序讲，这是正确地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所必需的。还有，我极力使我的语言合乎规范，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或者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脸上现出微笑。……这意味着他们的注意力疲乏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

    我赶紧抓住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海洋般的喧哗声。……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恢复，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体育运动，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它实际上确实存在。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拉克勒斯⑤在干完耸人听闻的英雄业绩以后也不见得会体验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而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得肩膀和两条腿疲乏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站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了要把这种情况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而我主要是感到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讲最后一堂课，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