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他们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的，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风气和喜好控制的。就连最好的演员，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演悲剧，时而演歌剧，时而演巴黎闹剧，时而演神话剧，不过他们好象始终认为他们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现象的根源不该在演员们身上去找，而该更深地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气了。她回信说：“我跟您谈的是两回事。我在信上跟您谈起的不是那些愿意跟您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与高尚根本沾不上边的坏蛋。他们是一伙野人，只因为别处没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的，他们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是因为他们厚颜无耻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庸才啦，醉汉啦，阴谋家啦，造谣家啦，倒有许多。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痛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痛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现象只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却不愿意走近一点，非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以拙劣的文体写些老生常谈和对谁都无用的说教。……”此外还有些别的话，都是那么一 套。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残忍地欺骗了。

    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钱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她的他也该归在那“一伙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测，她有过自杀的意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后来她想必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是从雅尔塔寄来的，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的。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请求我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塔去，结尾是这样写的：“请原谅这封信满纸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简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她先是向我声明她要去做女演员，后来写信给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熬不住要乱花钱，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请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想死，接着又说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接到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遇的关切只表现在我想得很多，写去沉闷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对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

    现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半俄里。④她租了一套有五 个房间的住所，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表现了她固有的口味。

    要是谁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个画面最突出的情调就是懒散。为了懒惰的身体，布置了软躺椅和软凳子，为了懒惰的脚，铺上了地毯，为了懒惰的眼睛，配上了不鲜明的、暗淡的或者不透光的颜色，为了懒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那种画片惹人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是新奇的画法。房间里摆着许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满一点也没用处、丝毫也没价值的摆设，形状不规则的布片代替了帷幔。

    ……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鲜明的色彩，害怕对称和空旷，不但证明了精神的懒惰，也证明了对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说。她一天中间只在下午出门一回 ，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张长沙发上，沉默着，身上围着披肩，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问她一句话，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会儿，就扭转身去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