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克说他有个室友，室友的表哥曾经因为画火烈鸟而遭到公开的鞭打。他——那个表哥——对它们的爱好好像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画了整整一本写生簿，”塔里克说，“用油彩画了几十只火烈鸟，有的在湖里散步，有的在沼泽地晒太阳。还画了一些在落日下飞翔的。”

    “火烈鸟。”莱拉说。她望着靠墙而坐的他，他那条完好的腿屈了起来。当早些时候朝他跑过去之后，现在这种冲动又出现了。此时此刻，她在前门有一种想摸摸他的冲动，她很想双手抱着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他胸前哭泣，用低沉而含糊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但这种念头让她觉得很尴尬。她是否表现得太过急切了，她寻思，太过绝望了？也许是这样吧。但她情难自禁。现在她又想摸摸他了，想再次向自己证明他真的在这里，他不是梦，不是幽灵。

    “真的，”他说，“火烈鸟。”

    塔利班见到那些画的时候，塔里克说，看到那些鸟裸露的长腿，他们很生气。把那个表哥的双脚绑起来，用鞭子抽得他脚底出血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把画毁掉，要么把火烈鸟画得雅观一些。所以表哥拿起了画笔，给每一只鸟画上了裤子。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东西：伊斯兰教的火烈鸟。”塔里克说。

    说完他们两人哈哈大笑，但是莱拉强行抑制住笑声。她为自己缺了一个门牙的发黄牙齿而感到脸上无光。为自己苍老的面容和肿胀的嘴唇感到羞愧。她希望刚才她有机会洗脸，哪怕梳理一下头发也好。

    “但最得意的人是他，那个表哥，”塔里克说，

    “他用水彩画上了那些裤子。塔利班一走，他就把它们洗掉了。”他笑了起来——莱拉发现他自己也缺了一颗牙齿——望着自己的双手。“真的。”

    他戴着毡帽，穿着登山鞋，黑色的羊毛衫塞进卡其裤的裤腰。他微笑着，慢慢点头。莱拉不记得他从前说话是不是这样的：“真的”这个词，若有所思的表情，手指在膝盖上搭成帐篷，连这点头的方式也是新的。如此成熟的词语，如此成熟的动作，她为什么会觉得吃惊呢？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塔里克，他是一个动作迟慢、笑容中带着疲惫的二十五岁的男人了。他很高，留了大胡子，比她梦到的他要瘦一些，但双手看上去很强壮，一双劳动者的手，布满了弯弯曲曲的血管。他的脸依旧瘦削而英俊，但肤色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浅了；他的额头有风吹雨打的痕迹，和脖子一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这是一个终于结束了劳累的漫长征途的旅人的额头。他的毡帽被推向脑袋后面，她能看出来他已经开始秃顶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比她记忆中的更加阴郁，更加苍白，或者这只是由于受到房间里光线的影响。

    莱拉想起了塔里克的母亲，想起了她那从容不迫的举动、机灵的笑容和暗紫色的假发。也想起了他的父亲，想起了他那斜斜的目光和诙谐的个性。刚才在门口，莱拉泪如雨下，声音颤抖着，跟塔里克说起她还以为他和他的父母都已遇难，塔里克当时摇了摇头。所以现在她问他，他们——他的父母——过得怎么样。但塔里克望着地面，稍微有点心烦意乱地说：“过世了。”这时她后悔说了这句话。

    “对不起。”

    “嗯。是的。我也对不起你。给你。”他从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纸袋，把它递给莱拉。“阿里安娜送给你的礼物。”里面是一块用塑料带包扎的奶酪。

    “阿里安娜。这个名字真好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莱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别颤抖，“你的妻子啊？”

    “我的山羊。”他带着期待眼神冲她微笑，仿佛在等待她想起什么事情来。

    然后莱拉想起来了。那部苏联电影。阿里安娜是船长的女儿，那个和大副谈恋爱的女孩。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