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某种逆来顺受的思想在抬头。这所房子，本来应该再粉刷一下了。我只是不想动手干———什么粉刷啦，挂帘子啦。这里的一切为什么这样艰难呢?欧洲就不一样。你晚上睡上几个小时，心情总是很愉快。这里呢，连睡觉时也得动着脑筋……”

    自由女性Ⅰ(22)

    “是的，是的，”安娜笑着说，“我相信，许多年以来，每当我们从什么地方回来，我们便有许多共同语言。”

    当地铁火车开过时，房子颤动起来。“你得把天花板修一修了。”安娜抬头看着天花板补充说。这幢房子二战快结束时挨过炸弹，曾经空了两年，所有的房间都经过风雨的洗礼。后来房子经过修缮。但当火车开过时，还是能听得见墙壁内的泥沙发出的沙沙声。天花板上还有一条裂缝横贯而过。

    “哦，见鬼，”摩莉说，“简直无法住了。但我想我还是会忍受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那么听天由命，能那么勇敢地承受压力。”眼泪已夺眶而出，她眨眨眼睛把泪水挤了去，转过身去对着烤箱。

    “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了解的。其他国家就不一定是我们了解的地方。”

    “这话不完全对，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好了，你最好马上再谈点什么新闻吧，我很快就要把午饭端上来了。”这是摩莉表示她的孤独与不满的一种方式:她摊开双手，显得那么悲哀而坚忍，分明在谴责安娜。安娜心里想:如果我现在继续跟她谈论男人如何如何，那我就只好不回家了，我得留下来吃午饭，然后再度过整个下午，摩莉和我会相处得更亲热，更友好，我们间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但当我们分手时，又会一下子生出怨恨———因为我们女人最终总是忠于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性……安娜真想坐下来不再说话，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她想:有关男人和女人的事，那些恩恩怨怨啊，相互责备啊，背信弃义啊，都一笔勾销吧。我们已吃到了苦头，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何必再那么怨天尤人呢?……再说，如果我不小心，摩莉和我说不定会堕落成整天坐着说人坏话的老女人:你还记得那个说傻话的男人吗?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但事情肯定发生在一九四七年……

    “好了，说给我们听听吧。”摩莉装出快活的样子对安娜说，后者已沉默了好一阵子。

    “好吧，我想你不打算听有关同志们的情况吧?”

    “在法国和意大利，知识分子天天在谈论联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谈论匈牙利的前途、教训和值得反思的错误。”

    “这里也是这样，谢天谢地，人们好像对它已感厌倦了，我还是不去谈它吧。”“那也好。”

    “我想我可以提一提三位同志———哦，只是随便说说，”安娜赶紧补上一句，因为摩莉做了个鬼脸，“是工人阶级的三个儿子，工会的官员。”“谁?”

    “汤姆?温特斯、莱恩?科豪和勃伯?福勒。”

    “我认识他们，当然。”摩莉即刻说。什么人她都认识，或者早就认识。“他们怎么啦?”

    “就在二十大召开以前，正当我们这个圈子显得动荡不安、阴谋四起，连南斯拉夫也出现危机时，我偶然间结识了他们，用他们通常的话来说是文化上的交往。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党们都在花大量的时间从事党内的论争———我们这班人真太天真了———竭力想说服人们承认发生在俄国的怪事，而不仅仅是否定它。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他们三人的来信———当然是分别写来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一样给我写了信。他们的话显得很严肃，大意是说，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关于莫斯科有什么肮脏的勾当或革命之父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的传闻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散布的。”摩莉笑了起来，但显得很文雅。她的神经早已久经磨练。

    “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