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国家敢建立义务性交制度。性行为和母性义务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女人的时间和体力，而且还有她的基本价值。由于不可能把性本能置于典章制度的规范之下，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对性的这个戏剧化方面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的确，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在性本能当中未必不含有满足性本能的否定因素。可以肯定，性本能不允许把自身同社会融为一体，因为在性冲动当中存在着瞬间对时间的反抗，存在着个性对共性的反抗。如果人们打算指挥共利用性本能，则有扼杀它的危险，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任意处置惰性物质那样，去任意处置活动着的自发性，更不可能像可能获得的特权那样，去通过暴力予以获得。

    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强迫女人去生育：人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她置于其唯一出路是做母亲的处境中——法律或社会习俗要求人们必须结婚，不许节育和堕胎，不许离婚。这些古老的父权制戒律正是今天苏俄正在恢复的东西。俄国恢复了婚姻的宗法观念。它在这样做时，不得不一再要求女人成为性爱的对象：最近的一份声明就要求苏联女公民仔细注意她们的装束，要求她们使用化妆品，要求她们利用调情艺术去控制自己的丈夫，煽起他们的欲火。这些情况清楚表明，把女人单纯看做一种生产力是不可能的：对于男人，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一个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都不约而同然而却是枉费心机地去禁止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并宣称个性的、个人的戏剧有悻于忠实结合于社会的公民所确立起来的秩序；性体验依然是这样一种体验：它的共性总是被它的个性所剥夺。而对于以消灭阶级而不是以消灭个人为目的的民主社会主义，个人的命运问题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因此性差别也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让女人与男人相联系的性关系，同男人提供给女人的那种关系是不一样的。把女人同孩子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纽带。女人不仅仅是青铜工具创造出来的，所以单靠机器也不会把她消灭掉。为女人争取每一种权利，争取每一个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认识这一处境，我们必须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因为它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

    所以，基于同样理由，我们既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也不接受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解释成“男性化抗议”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阴蒂”与“阴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全部个人戏剧的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史的基础，唯有靠它，我们才可以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的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优点在于生存者即身体这个事实：作为一个与其他身体相对的身体，生存者的感受具体表现了他的生存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生存者的本体论愿望，亦即生存者为形成而制定的设计，依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尤其是依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采取了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除非把这些愿望融到人的整个现实当中，否则单靠性欲和技术什么也解释不成。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的禁令与自我的动力仿佛都是偶然的；所以，在恩格斯对家庭史的论述中，最重要的发展似乎是根据反复无党的神秘命运出现的。我们在试图揭示女人对，不会否认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一些贡献；但我们会认为，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体力、阴茎和工具，其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确定；它有赖于生存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