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示威，这些活动也只有在男性的决定使其有效扩展时才有影响力。聚集在哈里特·比彻·斯阳周围的美国女人，激发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感情所不能解释的。1917年的“三八妇女节”，也许促使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但它只是导火线。

    大多数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冒险家和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因为她们的行为重要，而是因为她们的命运非同寻常。所以，如果把冉·达克、罗兰夫人和弗洛拉·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东（Daton）和列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伟大主要是主观的：她们是楷模而不是历史的行动者。伟人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而妇女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女人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要改变世界面貌，首先必须牢牢地固定于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于社会的女人却是受社会支配的人；除非其行动为神圣权威所指示（这时她们会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否则有抱负的女人和女英雄就会变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开始感觉自如时，罗莎·卢森堡和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会出现。她们雄辩地证明，并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倒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造成了她们注定是劣等的人

    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