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自然地要进行反抗。他弄不明白母亲试图向他作出的种种解释，因为她无法洞察他的意识；他的梦想，他的恐惧，他的摆脱不掉的念头和他的欲望，形成了一个她无法看透的世界：母亲只能从外部盲目地控制一个人，而这个人觉得她立下的规矩与他毫不相干，是一种荒谬的负担。

    孩子长得大一点时，这种不理解依然存在：他步入了一个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世界，然而把母亲排除在外。特别是男孩子，他为自己的男性特权感到骄傲，蔑视女人的命令：她坚持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但是她不知道该怎样做他的习题，或如何翻译拉丁文——她落在了他的后面。为了完成这出力不讨好的任务，有时母亲累得精疲力竭，伤心落泪。丈夫极少认识到这种难度：这是在试图控制一个你不能与他沟通、然而他又是一个人的人，在试图强行干预一个独立的陌生人的事，而这个陌生人又只能在反抗你时得到确定与肯定。

    随着孩子的性别不同，这种处境也有所不同；尽管涉及到男孩子时处境更为困难，但母亲通常能够较好地适应。由于所谓的应当属于男人的威望，以及男人实际具有的优势，许多女人都更愿意要儿子。“生一个男孩该有多好啊！”她们说；我们已经看到，她们梦想生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显然应当属于男性。儿子可以成为男人中的领袖，成为士兵和创造者；他会让世界服从他的意志，而母亲也将分享他不朽的英名；他将给她带来她不曾建造过的房子，不曾开垦过的土地，不曾读过的书籍。通过他，她将占有世界一一区只有在她占有儿子的条件下。由此引出了她态度的矛盾性。

    弗洛伊德认为，母子关系的矛盾心理最少；但事实上，女人做母亲时和结婚与恋爱时一样，对男性超越来取了一种暧昧态度。如果她的婚姻或爱情经历使她对男人怀有敌意，那么专横跋扈地对待还是一个孩子的男性，将会给她带来满足；她会用讥讽和无礼的态度去对待那个傲慢的性别。例如她有时会吓唬孩子说，若他不听话，就把他的男性标志割掉。即便是她比较谦卑和温和，把她的儿子作为未来的英雄来尊重，她也会被迫把他还原为目前内在的现实的他，使他名副其实地属于她：正如她把丈夫当做孩子对待，她也把她的孩子当做婴儿对待。这也太合理了，太简单了，以至无须再认为她想阉割自己的儿子；她的梦想是矛盾的：她想让他有无限的权力，可又想让他处在她的掌握之中；

    她想让他支配世界，可又想让他跪在她面前。她鼓励他温柔、贪婪。慷慨、胆怯、安静，她不许他运动、结交伙伴，她让他缺乏自信，因为她让他为她自己而存在；但是，如果他同时不能成为一个冒险者、优胜者、她引以自豪的天才，她又会大失所望。她的影响无疑是常常有害的——如蒙特朗和其他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所幸的是，男孩子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逃脱这个罗网：传统和社会群体鼓励他这么做。母亲本人对此则听天由命，因为她十分清楚，同男人的斗争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让她聊以自慰的是，她扮演了［悲哀的母亲〕的角色，或者，她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她无疑生了一个征服她的人。

    小女孩差不多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母亲，因而母亲对她的要求也就多些。她们之间的关系更有戏剧性。母亲没有为女儿欢呼，因为她不属于那个优越等级的成员；她在她身上寻找一个替身。

    她把她同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全都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alterego［第二自我]的他性、相异性逐渐被证实时，母亲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些冲突，正是在母女之间有了恶化的表现。

    有些对生活十分满意的女人，渴望女儿是自己的化身，或者至少在接受女儿时不感到遗憾；她们将会希望为孩子提供自己曾经有过的或曾经错过的机会；她们将会使她有一个幸福的少女时代。柯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