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送上产床超过12次，然而她在日记中写下的却是天下万物的空虚和无用，也包括她自己。她提到过宁静与幸福的时刻，不过那是在她愉快地感到孩子们少不了她的时候，而且她也说到他们是她反对丈夫优越地位的唯一武器；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无聊的生存以意义。她时时感到她做任何一件事都能胜任，但是，除了照料孩子吃、喝、睡，她无任何事可做；本来会带来幸福的事，却令她感到忧伤。她衷心地希望能好好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但同他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又让她感到烦躁和气愤。

    母子关系是她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它取决于她同丈夫的关系，取决于她的过去，她的职业，以及她自己；把孩子当成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既是荒谬的，也是一种有害的误解。这也是海伦·多伊奇在前面我多次引用的那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根据自己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经验，考察了母性现象。她赋予这项功能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女人通过它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条件是，它是被自由承担的，被真诚需要的；年轻女人的心理、道德和物质处境，必须使她有可能承受所要付出的努力；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把怀孕推荐为治疗抑郁症或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是在犯罪；这意味着母子两人都将面临不幸。只有十分正常、健康，并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可以胜任做一个“好”母亲。

    如我们所见，婚姻不幸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结合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结合了他们的强点——每一方都在向对方要求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感。梦想通过孩子得到充实、温暖和价值，这更属欺骗，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创造出它们；孩子只会给这样的女人带来快活：她能够做到大公无私，渴望别人幸福，她不专注于自我，在追求对她自己生存的超越。的确，孩子是人们可以有根有据地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但是，它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并非是对生存之正当性的现成证明；人们渴求它，必须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利益。

    斯特克尔说得好：

    孩子不能替代人们失意的爱情，不能替代人们在生活中破灭的理想，他们不只是填补空虚生存的材料。孩子代表一种责任，一种机会。孩子是自由之爱树上长出的最高贵的花朵……他们不是玩物，也不是满足父母需要的或实现他们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代表义务；他们应当被抚养成人，成为幸福的人。

    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一种道德选择；这意味着一种约定，一种要兑现的承诺。怀孕是在履行一项庄严的义务；如果母亲后来逃避了这个义务，她就是在对一种生存。一个独立的人犯罪；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把这种约定强加于她。和夫妻关系一样，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也应当是自愿的。说怀孕对女人是一项特殊成就，居其他一切成就之首，这也不对；人们在谈到女人时常说，她之所以轻浮，或好色，或是同性恋者，是“因为她没有孩子”；照此看来，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以及她追求的价值，都是为了替代孩子。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含糊和无法确定的：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女人之所以想要孩子，是因为她缺少爱情，缺少职业，缺少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在这种伪自然主义之下，隐藏着一种社会的和人为的道德观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只有广告价值。

    第二个错误偏见直接隐含于第一个，它认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肯定是幸福的。的确，既然有关母爱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也就无所谓“非自然的母亲”；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坏母亲存在。精神分析学宣布的一个事实是，孩子面临的危险，可能在于本身属于“正常的”父母。成年人的情绪、魔念和神经症，皆源于他们早年的家庭生活；本身固经常争吵和悲剧性场面而处于冲突之中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