腔滥调，小说变成了只和编织的沙发套同值的幻梦。美国的女人应当为畅销书的降格负责；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感兴趣，而且更糟糕的，还是为了让懒散的女人对追求逃避感兴趣。至于妈妈们的一般作用，菲利普·怀利这样写道：

    她们把政治家吓得现出一副奴才相，她们让牧师心惊胆战；她们把银行经理搅得心烦意乱，她们把学校布告栏砸得粉碎。妈妈们有许多这类机构，其真正目的在于强迫她周围的一切乖乖地服从她个人的欲望……要是有可能，她会把全城或全州的妓女都给轰出去……她要让公共汽车沿着于她方便而不是于工人方便的路线行驶……她为慈善事业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和聚会，又把所有的钱送给……看门人，让他买些啤酒，以治疗委员们次日清晨的头痛……俱乐部则为妈妈们管别人的闲事提供了无数次机会。

    这篇抨击性讽刺文章颇为真实。这些老太婆们不是政治专家，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任何技术部门的专家，所以不可能具体地把握社会：她们对所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一无所知；

    她们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观念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抽象刻板；她们用颁布禁令来取代对发现进步途径的追求；她们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局面。她们为消除邪恶而攻击现存的事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去反对某种邪恶：酗酒、卖淫、色情文学。

    她们没有认识到，纯属消极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在美国为禁令的失败所证实，在法国为玛尔特·理查德①促使众议院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的失败所证实。只要女人仍是一个寄生者，她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改善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我们就要加以考察的女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某项事业，她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些女人不再是仅仅想填满自己的时间，她们还有希望达到的目标；她们在自己权利的范围内是生产者，所以不在我们所考察的寄生者之列。但这种改变很少见。这类女人大多在从事私人或公共活动时，没有想到要取得什么结果，而只是想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忙个不停——当忙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它是没有价值的。她们许多人受这种情况的不利影响；生活了大半辈子后，她们所感到的迷们，同生活尚未展开的少年十分相似；

    两种情况他们都觉得无所依傍，周围是一片荒原；他们一边想着该有什么行动，一边喃喃自语：“这有什么用？”但是，不管是否愿意，男性少年都要走上揭示责任、目标和价值的男性的生活道路；他被抛进这个世界，他作出决定，他献身于某种事业。如果建议年长的女人，说她应当向新的未来进发，她会悲伤地回答说这太晚了。并不是说她今后的时间有限了，因为女人退休得很早；而是说她缺乏四处搜寻并发现新的目标的那种精神、那种自信、那种希望、那种愤怒。

    她托庇于已成为其命运的常规；重复变成她的模式。她变得十分吝啬；她越来越虔诚；她紧紧抓着禁欲主义不放，如同德·夏里埃夫人那样。她已干涸，变得冷漠而自私。

    老年女人在垂暮之年一般是安详的，这时她放弃了斗争，濒临死亡使她不再关心未来的一切。她的丈夫往往更老，她目睹了这种衰老，暗暗地幸灾乐祸——这是她对他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愉快地承受这一损失；人们常看到，对晚年丧偶，男人比女人更加烦恼。他们从婚姻得到的比女人多，尤其是在晚年。

    因为那时整个世界都浓缩在家庭范围里；现在已不再与未来相联系。这时妻子主管日常生活，维持他们平稳的节奏。当男人放弃了他的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了，而他的妻子至少还能够使家庭运作；她对她的丈夫是不可缺少的，而他却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老年女人为她们的独立感到骄傲；她们终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