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控制，从而背叛了她；它是她最熟悉的真实，但也是她处处要遮掩的真实。不过它又是她光荣的替身；她在镜子里看到它时觉得眼花缭乱；它是幸福的希望，艺术的佳作，活着的雕像；她塑造它，崇拜它，炫耀它。当她对镜子里的自我微笑时，她忘记了她肉体的偶然性；她的形象在爱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中被破坏了。但是当她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时候，她常常对自己既是个女主角又是个肉体感到惊讶。

    自然也同样送给她双重面目，它既供给汤锅，又刺激神秘的显露。当女人变成主妇和母亲时，她放弃了在田野和森林漫步的自由，更喜欢安静地种她的菜园，把养好的花插到花瓶里：可是她依然被月光日落弄得神魂颠倒。在大地的动物和植物当中，她首先看到了食物和装饰物；但是她也在它们那里看到了一种高贵的、有魔力的生命液在流动。生命不仅仅是内在的、重复的，它也有令人眩目的光明的一面；它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被揭示为美。由于子宫的生育力同自然是协调的，女人也被它那和煦的春风掠过，这春风就是精神。她在某种程度上仍不满意，她和少女一样也有一种未实现和不确定的感觉，在朝着无边无际地平线无限伸展的道路的尽头，她的灵魂也变得看不见了。她虽然在受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的奴役，她却仍旧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在那山坡上是唯一的、主权的；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和主妇，而是一个人；当她凝视被动的世界时，她想到自己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一个具有最起码自由的人；在神秘的流水和起伏的山峰面前，男性的至高地位逐渐消失了。她穿过荒原，把手浸过溪流，这时她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她自己活着。任何一个经历了种种奴役而仍保持独立的女人，都会热爱她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自由。其他女人则只会从那里找到典雅、极乐的借口；她们在黄昏时，会徘徊于着凉危险和灵魂狂喜之间。

    这种对肉体的世界和对“诗”的世界的双重忠诚，限定了女人或多或少所直言不讳地去坚持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尽力把生命与超越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尔哲学和它的形式逻辑以及所有的相关学说。她所熟悉的自然主义，和斯多噶学派或1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然主义相似。毫不奇怪，以纳瓦尔的玛格丽特为代表的女人，将要接受一种既是十分唯物的又是十分唯心的哲学。如我们所见，女人在社会上信奉善恶对立说，在本体论上深感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她必须相信，事物的本性总的来说是趋于善的。行动的道德规范对她不适宜，因为她没有行动的可能；她因此受既定存在的支配：而这个既定存在因此又必须是善；但是，一个善若是如斯宾诺莎的善那样是靠推理认识到的，或是如莱布尼茨的善那样是靠计算认识到的，便不可能与她相干。

    她所渴求的善，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她只要活着就可以被置于其中的和谐。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意味着直接证明取决于整体同时又取决于对整体的被动参与的每一种成分，其存在都是正当的。于是女人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上，得到了男人将通过行动所追求的东西：她和世界相互喷合在一起，她为它所必需，她为取得善的胜利同它合作。在那些被女人视为启示的时刻，她们发现自己同一个静止的、自我满足的现实是一致的：那是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中）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整个的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赐予女主人公的幸福时刻。那种存在于自由波涛的快乐是为男人保留的；女人所体验到的是一种恬静的、充满快意的充实感。可以理解，只有平静状态才能够在她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女人通常生活在拒绝、怨恨和苛求的紧张气氛中；她不可能因为享受到一个美好的下午或凉爽的傍晚而受到指责。但要在这里寻求隐蔽的世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