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我们称为伟人的男人，他们以这种那种方式肩负起了世界重任；他们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坏，可能成功地重建世界，也可能被推翻；但首先他们已经承受了这一巨大负担。这是任何女人从未做到过的，也是任何女人无法做到的。一个人要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自己的，认为自己应当为其弊端负责，为其进步骄傲，他就必须属于特权等级；只有那些处于指挥地位的人，才能通过改造、思考和揭示，去为这个世界作辩护；只有他们才能通过世界认识自己并努力给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迄今为止，人（Man）的可能化身，一直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我们认为极其杰出的那些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那些人，已经在打算以他们个人的生存去规定全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

    凡高怎么可能会生为女人呢？女人是不会被派到比利时的伯杯耐吉煤矿去执行使命的，是不会觉得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是自己的罪过的，是不会想到赎罪的；所以，她也就永远不会画出凡高的《葵花》来。更不用说不准她有这位画家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在阿勒斯的孤独，经常出入咖啡馆和妓院，所有这一切都在抚育着凡高的敏感性，同时也抚育了他的艺术。

    女人也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她通过怀疑和焦虑永远体会不到被逐出天堂的人（Man）所感到的那种痛苦。除了圣·泰丽莎，几乎没有哪个女人可以完全放纵，让自己在人的处境中度过一生：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当让她立足于世俗等级之外时，她会和十字架的圣·约翰一样感到头上没有天花板的保险。两者都有同一种黑暗，同一种光亮，自我的同一种空虚，上帝的同一种充实。如果每个人都终于可以这样不以两性差别为荣辱，而以拼命争来的生存自由的光荣为骄傲，那么女人将只能把她个人的历史、她的问题、她的怀疑、她的希望，认同于人类的历史、问题、怀疑和希望；那么她将只能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谋求揭示整个现实，而不是仅仅谋求揭示她个人的自我。只要她仍不得不为做一个人而斗争，她就不可能成为创造者。

    问题又是如此，要解释女人的局限性，就必须求助于她的处境，而不是求助于某种神秘本质；因而未来基本上仍然是开放的。在这个问题上，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坚持认为女人无“创造性天才”；这一论点得到以前臭名昭著的反女权主义者马尔泰·傅雷里夫人的辩护；但是人们会说，她想让她的书成为女性无逻辑性和愚蠢的生动证明，所以她的书才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和“永恒的女性气质”概念一样，创造性的“本能”这个概念也必须从考察存在（entities）的名单上划掉。有些讨厌女人的人有点具体地认为，女人由于神经质不可能创造任何值得创造的东西；但是他们也往往宣称天才都有神经病。无论如何，普鲁斯特的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心理生理上的失衡，既不意味着缺乏力量，也不意味着平庸。

    至于取自于历史的论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了它的哪些方面应当予以考虑；不能认为历史事实已经确立了永恒真理；正因为这些事实在变化，它只能指明处境实际上是历史的。当女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天才的工作（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工作）时，她们当中怎么可能产生天才呢？以前旧欧洲对美国野蛮人十分蔑视，认为他们既不能以有艺术家自夸，也不能以有作家自夸。“在我们为自己的生存作辩护之前，先让我们开始生存吧！”杰弗逊有力地回答说。美国黑人对指责他们当中永远产生不出惠特曼或梅尔维尔之类人物的种族主义者，也作出了同样的回答。法国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提出可以和拉辛或马拉梅齐名的名字。

    自由的女人正在诞生；她一旦赢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也许蓝波的预言就会实现：“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