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我的灵魂。我把您看做朋友，那就要对您老实承认：有的时候，我心里愁闷，幻想我死后的情景，我的幻想描绘过成千种极其阴暗的景象，把我自己弄得又痛苦又兴奋，象是梦魇，不过请您相信，在我看来，就连那情景，也并不比现实可怕。不消说，那些幻象是可怕的，可是生活也可怕。我呢，好朋友，不了解生活，怕生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我是个病态的、发了疯的人吧。在正常而健康的人看来，凡是他耳闻目睹的事情似乎他都了解，我呢，正好失去了这个‘似乎’，天天让恐惧毒害我自己。世界上有一种害怕旷野的病，我得的是一种害怕生活的病。每逢我躺在草地上，久久地看着一只昨天才出生、对什么都不了解的小甲虫，我就觉得它的生活充满恐惧，而且在它身上我看见了自己。

    “不过您觉得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我问。

    “我觉得什么都可怕。我天生是个思想不深刻的人，不大关心死后的世界和人类命运之类的问题，向来很少想到那些深奥的事。我觉得可怕的，主要是我们谁也躲不开的日常琐事。我没法分清我的行动当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做假，这总使得我心慌。我体会到生活条件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骗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什么事，可是到明天，我就会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原在彼得堡担任公职，后来害怕了。我到这儿来，为的是经营农业，可又害怕了。……我看出我们了解的事情很少，因此天天犯错误。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觉得这种现象可怕，因为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有谁需要这样做。我，好朋友，不了解人们，怕他们。我瞧着农民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在受苦，为了什么缘故生活下去。如果生活是快乐，那他们就是多余的和不需要的人。如果他们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在于贫困，就在于昏天黑地和无可救药的愚昧，那我就不明白这样活受罪有谁需要，为了什么缘故需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我都不明白。比方说，您就费神了解一下这个人吧！”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指着四十个殉教徒说。“您仔细想想他吧！”

    四十个殉教徒发现我们两个人都瞧着他，就恭恭敬敬地对着他的空拳头咳嗽一声，说：“在好主人家里，我素来是忠心的仆人，而毛病全出在烧酒上。要是现在有人看得起我这个不幸的人，给我找个差事，那我就会吻神像戒酒。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教堂看守人走过我们旁边，大惑不解地瞧了我们一忽儿，然后去拉钟绳。钟响了十下，猛的打破了夜晚的沉寂，声音缓慢而悠长。

    “想不到已经十点钟了！”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说。“我们也该走了。对了，我的好朋友，”他说，叹口气，“要是您知道我多么害怕我那些平淡的、日常的想法就好了，而这些想法本来似乎不应当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我为了避免思考，就专心劳动来分我的心，干得筋疲力尽，夜里好睡得酣畅。对别人来说，儿女和妻子显得稀松平常，可是他们对我来说却是沉重的压力，好朋友！”

    他用手抹一抹脸，干咳一声，笑起来。

    “要是我能对您说一说我在生活里扮着一种什么样的傻瓜角色，那才有意思呢！”他说。“大家都对我说：您有可爱的妻子，有可爱的孩子，您自己也是个挺好的家长。他们都以为我十分幸福，羡慕我。既然讲到这里，那我索性私下里对您说了吧：我那幸福的家庭生活纯粹是可悲的误会，我怕它。”

    他那张苍白的脸由于苦笑而变得难看了。他搂住我的腰，小声说下去：“您是我真诚的朋友，我信任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