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家里吃午饭，直到八点钟以后才回来。我在书房里点上灯和蜡烛，他就在圈椅上坐下来，把两条腿伸到一把椅子上，照这样懒洋洋地坐好，然后开始看书。几乎每天他都要带着新书回来，要不然，由书店给他送来。在我的下房墙角上和我的床底下堆着许多他读完了丢掉的书，其中除俄文书外还有三种外文书。他读得非常快。俗语说：只要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话也许是真理，然而要凭奥尔洛夫读过的书来判断他的为人，那却根本办不到。他读的书简直是大杂烩。有哲学，有法国长篇小说，有政治经济学，有财政学，又有新诗人的诗歌，还有“媒介”出版社②的读物，——所有的书他一概读得很快，而且读的时候，眼睛里含着讥诮的神情。

    十点钟以后，他仔细地穿戴好，常常穿上燕尾服，很少穿他那身宫中低级侍从的制服，出外去了。要到第二天早晨，他才回来。

    我在他那儿生活得安宁而平静，我们从没发生过什么误会。他照例对我这个人视而不见，他跟我讲话的时候，脸上也没有带讥诮的神情，显然他没有把我当人看。

    我只有一次看见他生气。有一天，那是我到他家当差一 个星期以后，大约九点钟光景，他吃罢饭回来，脸容显得不痛快而且疲乏。我跟着他走进书房，去给他点蜡烛，这时候，他对我说：“我们的房间里有股臭味儿。”

    “不，空气挺干净，”我回答说。

    “我跟你说有臭味儿，”他生气地又说一遍。

    “我每天都把通风小窗打开的。”

    “不准强辩，笨蛋！”他嚷道。

    我生气了，正打算反驳他，要不是那个比我更了解主人的波丽雅出来讲话，上帝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收场。

    “真的，气味多么难闻啊！”她说，扬起眉毛。“这气味从哪儿来的呢？斯捷潘，打开客厅里的通风小窗，生上壁炉。”

    她哎呀哎呀地大呼小喊，忙忙碌碌，走遍各个房间，裙子沙沙响，把喷子打得咝咝叫。奥尔洛夫仍旧心情恶劣，显然在克制自己，免得大发脾气。他靠着桌子坐下，很快地写一封信。他写了几行，生气地哼了一声，撕掉信纸，然后又从头写起。

    “真见鬼！”他嘟哝说。“他们巴望我有惊人的记性！”

    最后，这封信总算写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掉过脸来对我说：“你到兹纳敏街去一趟，把这封信面交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克拉斯诺甫斯卡雅本人。不过你要先问一下看门人，她的丈夫，也就是克拉斯诺甫斯基先生，回来没有。要是他回来了，你就不必交这封信，坐车回来就是。等一等！……万一她问起我家里有客没有，你就对她说，从八点钟起我这儿就坐着两位先生，在写什么东西。”

    我坐车到兹纳敏街去了。看门人告诉我克拉斯诺甫斯基先生还没回来，我就走上三层楼。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皮肤棕褐色、留着黑色连鬓胡子的听差。他用只有听差对听差讲话才会用的那种带点睡意、无精打采、随随便便的口气问我有什么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有一位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太太从大厅里很快地走到前厅来。她眯细眼睛瞧着我。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在家吗？”我问。

    “我就是，”那位太太说。

    “这是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写给您的一封信。”

    她急忙拆开信，用两只手捧着读了起来，我就此看到了她的钻石戒指。我看清她那白皙的脸上有着柔和的细纹，下巴翘起，睫毛长而且黑。从外貌来看，我估计这位太太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替我问他好，谢谢他，”她看完信后说。“盖奥尔季·伊凡内奇那儿有客人吗？”她轻柔而快活地问道，仿佛为自己的怀疑感到害臊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