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医师布拉果沃骑着自行车来了。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神秘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不值得自由人去做，人类逐渐会把所有这一类粗鄙的生存斗争交给牲畜和机器去进行，而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她在我们那儿待得晚了，或者留下过夜，她就会一直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简直还是个孩子！”玛霞用责备的口气说。“是啊，这简直可笑。”

    “不错，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说，“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没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老是觉得好象我做错了事似的。”

    到了割草的时候，我由于不习惯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聊天，谈着谈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大声笑话我。他们把我叫醒，将我安顿在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我睡意蒙眬，好象在昏迷的状态中见到那些灯火、人脸、菜碟，听人们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镰刀来，或者到建筑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现我妻子和姐姐瞒着我什么事，甚至仿佛在躲避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产生了某种想法，而她不肯告诉我。毫无疑问，她对农民的气忿正在增长，对她来说生活变得越来越沉重，然而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谈话，却不大乐意跟我谈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省里有一种风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 ，每天傍晚工人们总会走到主人的院子里来，主人就请他们喝白酒，连年轻的姑娘也喝一杯。我们没有照这风俗做。割草人和村妇们就在我们院子里等酒喝，一直站到天黑，然后一边骂着，一 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玛霞就严厉地皱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气忿地低声对医师说：“野人！贝琴涅格人①！”

    在乡村里就跟在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敌意的对待。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们把我们看做头脑简单的傻瓜，认为我们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钱没处用罢了。他们笑我们。农民把牲口放进我们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们的花园里来。他们把我们的奶牛和马赶到他们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赔偿，说是踏坏了他们的庄稼。他们成群结伙地到我们院子里来，大声嚷嚷，说我们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什么贝谢耶甫卡村或者谢明尼哈村的地界。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的地界，因此听信了他们的话，付了罚款；可是事后查明，我们没有把割草的地段弄错。我们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剥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没有牌照私卖白酒，他买通我们的雇工，大家一块儿用最奸诈的方式欺骗我们，把大车上的新车轮换成旧车轮，把我们耕田用的马轭弄到手再转卖给我们，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在库利洛甫卡建筑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们每天夜里偷木板、砖头、瓷砖、铁，村长带着证人到她们家里搜查，村会罚她们每人两个卢布，过后，这些罚款却全给村会里的人拿去喝酒了。

    玛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愤慨地对医师和我姐姐说：“简直是畜生！这真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说，她很后悔，当初不该发起办学校。

    “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说，“您要明白，您办这个学校，或者做其他好事，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办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

    可是他的声调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觉得他跟玛霞同样憎恨农民。

    玛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带我姐姐一块儿去。她俩笑着说，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