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傍晚，大家准备动身回家，她才因为他们到底要走了而高兴起来，就说：“你们再坐一忽儿吧！”

    客人们使她劳累，使她感到拘束；同时（差不多每天如此），天一黑下来，她就想走出家门，坐上马车随便到哪儿去——去工厂或者附近的地主家做客，在那儿打牌，跳舞，玩游戏，吃晚饭。……在工厂里和矿场上工作的年轻人有时候唱小俄罗斯歌，唱得很不坏。他们唱的歌总叫人感到辛酸。要不然，他们就一齐聚在房间里，在昏暗的暮色中谈矿场，谈当初埋在草原的地底下的金银财宝，谈萨乌尔古墓④。……谈着谈着，天色晚了，有时候会忽然传来“救—命—氨的喊叫声。这是一 个醉汉在走路，或者有人在附近矿场上遭到抢劫。要不然，风就在炉子里哀号，吹打护窗板，后来，过了一阵，教堂里就响起报警的钟声：这是暴风雪开始了。

    在所有的晚会、野餐会、宴会上最招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姑姑达霞，最招人喜欢的男人总是医师涅沙波夫。在工厂和庄园里，很少有人朗诵，弹起钢琴来也只弹进行曲和波尔卡舞曲，年轻人老是为他们不理解的事发生激烈的争论，显得很粗暴。

    他们吵得厉害，声调很高，可是说来奇怪，薇拉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象他们那样漠不关心、无所用心的人。好象他们既没有祖国，又没有宗教，对社会也不感兴趣。大家谈到文学，或者解答什么抽象的问题的时候，从涅沙波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已经很久没看什么书，而且也不想看。他神态严肃，没有表情，象是一张画得很糟的肖像画，经常穿一件白色的坎肩，始终沉默不语，莫测高深；可是太太小姐们都认为他有趣味，欣赏他的风度，嫉妒薇拉，因为他显然很喜欢她。薇拉每一次做客回来都感到烦恼，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出家门；可是白天过去，傍晚一到，她就又急忙赶到工厂去，整个冬季几乎天天如此。

    她买书，订杂志，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这些书和杂志。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还在看书。等到过道里的钟敲了两下或者三下，她看书看得太阳穴胀痛，她就在床上坐起来，想心思。该干些什么好呢？上哪儿去好呢？这个该死的、纠缠不休的问题早就有许多现成的答案，可是实际上又一个都没有。

    啊，为民众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教育他们，那该是多么高尚，神圣，美妙啊！可是她薇拉不熟悉民众。该怎样接近他们呢？对她来说，民众是生疏的，没有趣味的，她受不了农民小木房里那种刺鼻的气味、酒馆里骂人的话、没洗脸的孩子们、农妇们唠叨疾病的话。要她在雪地上走一大段路，冻得浑身发僵，然后在密不通风的小木房里坐着，教那些她不喜欢的孩子们读书，不，那还不如死了的好！再说，你教农民的孩子们读书，可同时，姑姑达霞却收那些饭铺的租金，罚农民钱，这是多么荒唐！关于学校、乡村图书室，关于普及教育，议论有那么多，可是，如果所有这些熟识的工程师、工厂主、太太们不是假充善人，而是真的相信教育是必要的，他们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每月发给教师十五个卢布，叫他们挨饿了。学校也罢，关于愚昧的议论也罢，仅仅是为了欺骗自己的良心罢了，因为他们拥有五千或者一万俄亩土地，却对民众漠不关心，那是可耻的。

    太太们讲到医师涅沙波夫，总是说他心善，为工厂开办了一所学校。不错，他用工厂的旧砖头造学校，花了大约八百卢布，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人们为他唱《长命百岁》歌，可是要他把股票献出来，他就未必肯，他脑子里也未必想到过农民跟他一样是人，也需要在大学里受教育，而不仅仅是在工厂这种简陋的学校里读书。

    薇拉恼恨自己，也恼恨所有的人。她又拿起书来，想看下去，可是过一忽儿又坐起来，想心思。去做医师吗？可是要做医师，就得把拉丁语考及格，再者她对死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