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我向你道歉才是。我这个医生失了职，连病也没给你看，就跑了唔，你的脚好了吧？”

    “嘿，哪里有什么病？我不过是找个借口来看看你！”王树声坦诚地说。

    接下来，两人开始谈各自的经历。王树声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多次负伤的情况，以及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家世。杨炬默默地听着。末了，王树声瞅瞅她，说：“你看，我就是这么个人。”

    杨炬由衷地赞许说：

    “早听人传过一些。你果真不简单，是个有功之臣！”

    “那可不敢当！”王树声赶忙说，“你不知道，我还犯过不少错误，我还跟着张国焘乱跑过哩！”

    王树声的坦诚、豪放，使杨炬深为感动。她想，人家对自己既然以诚相待，自己又有什么活不能向人家讲呢？

    于是，她面对王树声，道出了自己的身世：

    她说她是湖北南漳县人，父亲是位中学美术教师。只因有祖传的几十亩地，全家又无人参加劳动，就成了地主。她兄弟姐妹共十人，姑娘群中她排行老二。1935年，她考入襄阳省立五中学读书。毕业前夕，抗日战争爆发了。同学们激奋的热血沸腾，整天聚在一起议论前线的战事、民族的前途，商量自己今后怎么办，有的主张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抗日团体，有的打算投奔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她是后者。

    后来，在一位老师和她哥哥的启发下，她来到了延安。

    王树声听到这儿，不由赞叹地说：“你的胆子也真够大的！”“都亏了我哥哥带路！”杨炬接着说，她哥哥叫杨宗权，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在陕西的凤翔参加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听说妹妹和同学要去延安，怕她们年幼无知，就请假回来，先把杨炬送到武汉，再经友人与和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又护送杨炬和同学到了西安，并约定了随后在延安见，他才回转凤翔。只因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了边区，他们兄妹俩才再没相会。

    听到这儿，王树声打趣地插了一句：“你这也算参加了小长征哩！”

    “你听吧，热闹还在后头哩！”

    杨炬微微笑着说，到了陕北，她进了陕北公学分校，学了4个月的政治理论，就毕业了。紧接着，她又幸运地被组织上送进了卫生学校，以后改为医科大学，学了3年，直到去年9月毕业。

    “哈，小杨，没想到你还是个大学生，我可是个大土包子！”王树声瞧着杨炬，爽朗地笑了。

    “你这个大首长，别拿我们小干部开心了。”杨炬也咯咯笑了。杨炬又说：“我也有伤脑筋的地方，前些日子，我也被‘抢救’了一顿！有人追问我：你家是地主，生活肯定富有，为什么还要跑到延安来？还问我哥哥把我送到延安，为什么不一起来延安？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得明明白白，他们硬是不信，又对我采取了‘车轮战’连着逼问，问得也越来越离奇……后来又说我没问题了。没问题，那为什么乱整人？我至今想不通！”

    王树声听着，面孔慢慢变得严肃起来。他看看杨炬满面委屈的神情，慢慢地开导说：“应该想得通。这要从两方面想：一方面，要看大局。胡宗南几十万重兵包围着延安，不能不防备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派遣特务；另一方面，要看实践。你没有问题，结果不是整不倒你么？当然，那逼供和车轮战，肯定是错误的！不符合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一贯作风，不要说对自己的同志，就是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也不能那么办。这是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干的，他们不能代表我们党。”

    “你讲的这个道理，和我敬佩的一位老同志讲的差不多。”杨炬赞叹地说道。

    说着，她更靠近王树声一些，觅到知音的一股欣慰之情，油然涌上心头。

    从此，在温暖的窑洞里，在桃李盛开的宝塔山麓，在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