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杨勇，让杨勇为她效力。

    杨勇根本就不理这个茬，他指示办公室主任将诗稿以外的材料全部退给了江青。

    1975年国庆节前夕，杨勇和妻子商量把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甘泗琪的夫人李贞四位老大姐请到新疆来游览散心。

    杨勇的女儿领着几位老前辈在新疆各地游览，几位老大姐离开了北京沉闷压抑的环境，感到特别舒畅和兴奋。

    —天，杨勇陪几位老大姐看电影，他要求把两部片子拿出来放映。办公室的同志有些犹豫，说：“这两部片子还没开放，如果一演，传出去会惹出麻烦的；请几位老大姐来新疆已经有人风言风语了，有人已经向北京告状了……”

    杨勇一听就火了，说：“怕什么？主席不是讲要调整文艺政策吗？他们禁演电影，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用怕，有事我顶着。”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件事又成了杨勇的一大“罪状”

    面对当时国内政治风云变幻，面对江青一伙嚣张的气焰，杨勇内心沉重，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虽然他人在边疆，但时时关注着首都北京的动态。他也十分渴望能与一些昔日的老战友见见面，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危急关头尽快交换一下意见。

    陈锡联是杨勇的老战友，当时所处的地位举足轻重，江青一直设法拉拢陈锡联，杨勇为此很为老战友担心，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和陈锡联交流一下思想。

    机会终于等到了。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时，陈锡联率代表团来了。杨勇抓住机会与陈锡联彻夜长谈，他对党和国家的忧虑，对老战友的担心，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他为陈锡联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激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杨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他含着泪水召集两个党委常委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提议三点请示中央，即：1、治区党政军联合召开追悼会；2、派出新疆代表闭去北京参加追悼会；3、以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名义，在北京召开的追悼会上敬献花圏。

    报告电发北京后，中央治丧委员会很快答复说不行，说按中央的通知精神办。

    当时中央的精神就是不让全国各地举行追悼活动。杨勇得到消息后十分气愤，他不顾风险，指示区党委办公厅和军区党办，再次分别请示中央治丧办、国务院和军委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请示送上去后，又未获批准；于是再请示……如此反复了几次。

    最后，杨勇拍案而起，对手下人说：“不批是他们的事，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军区先走一步，在司令部礼堂开追悼会；然后是自治区开。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请示了，追悼总理犯什么罪？”

    1月14日，在北京召开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新疆军区机关召开了追悼大会，杨勇等军区首长带领机关全体干部战上佩带黑纱排队缓缓走进会场，向周恩来遗像致敬默哀。

    由干杨勇态度坚决，“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的几不准，在新疆不起作用了。继新疆军区召开追悼大会后，自治区机关和各地区、各单仪也相继举行了悼念活动，以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

    “四人帮”被打倒后，杨勇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谋长。1978年的一天，他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阅读过后立即感到这篇文章的分量。他放下报纸，当即打电话给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迟浩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军队不能回避，应该认真学习和讨论！”

    于是，总参在全军率先举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