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聆听一会儿，我终于成功地领悟了那声音的含义。画家在用凿子或者木槌之类的工具摸索着打开长方盒子——木槌的响声闷闷的，显然是用棉毛类的软东西蒙住了槌头。

    这样倾听着，我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何时把盖子撬开——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移开，何时把它放在下面的铺位上。这后面一点，是从听到盒盖碰到木头床沿发出的轻微“啪嗒”

    声得知的——他放得非常小心，地板上没处可放。这之后是一片死寂，直到黎明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除非我可以说我听到了低声的啜泣或喃喃的细语，但声音很压抑，几乎听不见——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我说它像啜泣或是叹息——不过，当然了，它也可能哪一样都不是。我宁愿认为那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怀亚特先生只是在依照老习惯纵情于自己的嗜好——也就是突然沉溺于对艺术的热情中了。他打开长方盒子，是为了饱览里面那幅珍贵的画作。然而里面没有任何可让他啜泣的东西。因此，我再次说明，那一定只是我自个儿的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的绿茶让我不对劲了。在我提到的这两个夜晚，就在破晓前，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好盒盖，用蒙住布的木槌把钉子照原样钉好。做完这些，他就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去怀亚特夫人的房间里把她叫出来。

    我们在海上航行七天了，离开哈特拉斯角时，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不过我们对此有过一番准备，因为天气威胁我们已经有一阵子了。船只上上下下每样东西都弄妥当了，不会受到风寒侵袭。由于风越刮越猛，我们最终无法继续前行，后桅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漂行了四十八个小时——这船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艘出色的海船，始终没灌进海水。但是后来，微风已演变成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使得我们的船置身浪尖风口，连遭几个大浪袭击。这场事故里，有三个人和小厨房一起被卷入大海，差不多整个左舷的舷墙都不见了。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桅帆又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抑制风暴的支索帆，船儿在海面上劈波斩浪，顺利航行几个小时，比以前行驶得稳当了些。

    然而风还是一直刮着，看不出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上的索具不太适宜，绷得太紧了；起大风的第三天，大约下午五点钟，船的后桅迎风倾斜得很厉害，都越过船舷了。

    因为船身摇晃得剧烈，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把它清除掉，也只是白费了劲儿。这边还没弄停当，船匠奔到了船尾来，嚷着说船舱里积了四英尺深的水。雪上加霜的是，水泵阻塞了，几乎没法再用。

    眼下，一切都混乱不堪、让人绝望——我们设法减轻船的重量，摸到什么货物就把它往海里扔，把剩下来的两根桅杆也砍掉了。后来我们终于干完了这些——但还是修不好水泵；而且与此同时，漏进来的水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我们。

    日落时分，肆虐的狂风明显减弱，海面上也平静了下来，我们还抱着用救生艇自救的微弱希望。到了晚上八点，云层随风散去，现出一轮满月——这真是个好兆头，我们萎靡的精神为之大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把大救生艇放了下去，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了进去。这批人立刻出发，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失事的第三天安全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港。

    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大船上，决心把命运系诸于船尾的小艇。我们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降了下来，不过下水时没覆没在海里实在算是个奇迹。船里坐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先生一行、一个墨西哥官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当然，除了一些绝对必需的装备、食物和身上的衣服，小船上再没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