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啦、阀门啦、排污管啦什么的挖出来……那可不成，我只好一辈子钻在书堆里做苦力了。”

    我没答腔。我看着他，不由想象着，要是他到西摩事务所这种地方来工作会是什么样儿，我甚至想象他这样能不能到楼上搞商业情报；不行。他肯定干不了。

    “你是外地来的吧？”我最后问，因为关于研究生的话题似乎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那当然，我们三个都是外地来的；没几个本地人，不是吗？正因如此我们才租了那套公寓，天地良心我们是负担不起的。但是这里又没有研究生宿舍。只有那座新建的镶嵌着纹章、围墙像修道院似的仿英国式房子可以租给研究生，但是校方又不让我住进去，不过就算住进去了，恐怕也是跟与特雷弗同住一样糟糕。特雷弗是蒙特利尔人，家在威士蒙特这样的高级住宅区，很有钱，可是战后他们也从商了。

    这个家族现在拥有一家生产椰子饼干的工厂，这事我们在公寓里从来不提。不过这也挺别扭的，因为公寓里不断有大堆的椰子饼干，你得把它吃了，同时又要装作不知道它的来路，我不喜欢椰子。费什来自温哥华，他老是牵挂大海。他常去到处是垃圾的湖畔散步，看看海鸥和漂浮在水面上的葡萄抽皮，想以此获得些安慰，但那没有用。他们俩原先说话都带着家乡的口音，可如今一点都听不出来了。你只要在这个要绞尽你的脑汁的学堂里待上一段时候，就听不出你从哪儿来的了。”

    “你是哪儿人啊？”

    “你是决计没有听说过的，”他草草回答。

    洗衣机喀的一声停了下来，我们推着铁丝网小车过去，把衣服转移到烘干机里去。然后我们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这会儿只有烘干机嗡嗡作响，衣服在里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再没什么好看的了。他又点起一支香烟来。

    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子脚步一拖一拖地拐了进来，看了我们一眼，又一拖一拖地走出去了。他也许想来找个地方睡觉。

    “问题是，”他总算又开了口，“都产生了一种用性。你总是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儿进展，你陷入到了种种事务的泥潭里，没法动弹。上个星期我在公寓里放了把火，可以说是有点故意的，就为想瞧瞧他们会怎么办。或许是我也想瞧瞧自己会怎么办。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很想找点新鲜事干干，眼看着火苗窜起来，冒出缕缕青烟是很有趣的。可是他们只是把火扑灭，然后就像两只动物似的乱窜，发疯似地绕着8字圈子，边嚷嚷说我怎么‘发病’了，为啥要放火，也许是我内心太紧张，承受不了啦，最好上心理医生那里查一查。那其实一点用也没有，我很清楚心理检查是怎么回事，根本就没有用。那种事情再也骗不了我，我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已经是过来人了，对这种事情有了免疫力。在公寓里放火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倒是搞得我如今稍稍动弹一下特雷弗就会又叫唤又跳脚。费什呢，不知从哪里拣来一本大学一年级的心理学课本，在上面查找我的病情。他们认为我疯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熄了。“依我看他们才是疯了，”他又加上一句。

    “也许，”我小心翼翼地说，“你还是搬出去住好。”

    他歪着嘴笑了笑。

    “搬到哪里去呢？我没钱动不了。何况他们也照应了我，就这么回事。”他的身子越发弓了起来，脖子缩到了肩膀里。

    我从侧面看过去，只见他瘦削的脸上，颧骨高高凸起，眼圈黑黑的陷了下去。

    我心中暗想，他刚才说的那番话，那一番畅快的自白，换成是我恐怕是没法做到的。

    我觉得这未免太鲁莽冲动，就像生鸡蛋要挣破蛋壳的束缚一样：这隐含着一种危险，就是蛋黄蛋白会四处横流，搞得一团糟。他又点起一根香烟塞在嘴里，看来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