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汉身上，结果又是悬而未决。

    “启汉兄，”李宗仁蹙眉，紧攥双拳，似乎一松手，另一个试探风向的风筝也会从手中飞去，“日前我派了甘介侯博士为我的私人代表，前去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雷震、江庸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前往北平，在政府和共产党之间搭桥。如果他们能答应，就组织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京，你看如何？”

    黄启汉点头说：“好。他们若肯出面，当然好。只怕……”

    李宗仁想了想，说：“我再请邵力子出面，到上海游说他们。”

    邵力子素有“和平老人”之称，黄启汉能掂出他的分量，但……

    “德公。”黄启汉沉默了片刻，说，“时局严峻如此，德公不妨亲驾沪地请那些名流组团赴京。”

    李宗仁顿首，说：“好，我亲自去。”

    南京的三月乍暖犹寒，一场“桃花雪”，将嫩黄的梧桐叶打得残缺败落。李宗仁刚刚脱下的皮暖靴，又穿上了。皮靴踩在松软的新雪上，一步一个深坑。他的两只脚交替迈进，恰如他指掌上玩弄的两个“轮子”——和谈，备战。

    他借和谈登上政治舞台，以备战固守江南半壁江山，由此达到取蒋而永久占领政治舞台之目的。二月以来长江两岸已不闻炮声，这少有的平静鼓舞了李宗仁，使他感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理想并非天方夜谭。

    他一面派出第二个“和谈”代表团，一面抓紧滚动另一只轮子。

    三月上旬，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由参谋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李宗仁、新任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列席了会议。

    顾祝同简短地陈明了会议要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即开始提出“江防计划”。他面对布满整个墙壁的作战图，说：“我军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这一带江面相对狭窄，北岸支渡甚多，便于共军船只匿藏。江阴以下就不同了，那一带江面极宽，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把守……”

    李宗仁认为蔡之计划详尽周密，频频颔首称许。

    一直默然不语的汤恩伯这时说：“我认为，我军主力应集中于长江的江阴以下，以上海为防御中心，集中防守。”

    蔡文治惊愕地说：“从战略、战术哪方面说，我想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上策。”

    汤恩伯冷冷一笑。蔡文治在军校时曾为汤之门生，他根本没把蔡放在眼里。

    蔡文治奇怪，他的这个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师长前辈，居然提出如此愚蠢的江防方案。尽管汤恩伯满脸的鄙视之色，但身为作战厅厅长，他不得不驳斥其谬误：“根据汤司令的方案，我军主力若置于京、沪铁路沿线，最后只有退守上海。这不明摆着是自杀吗？”

    李宗仁说：“恩伯，细谈一下你的想法。”

    这位蒋介石下野前亲自任命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威严地端坐在那里，腰板笔挺，双手扶膝，颇有武士之仪。蒋介石交代给他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呼应。就是汤恩伯当时听了此部署，亦半天没醒过神儿。经过了牛反刍般地回味，他才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

    汤恩伯非黄埔军校嫡系，资历平平，然而在党国垂危之际却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他这个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实力，只有唯一的蒋氏嫡系胡宗南集团可与他并翼比雄。

    他的发迹源头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清晨。那是一九二八年，地点南京。黎明即起的蒋介石在鸡笼山踏雪散步，见一队军校士官喊着嘹亮的“一！二！三！四”出操。蒋介石为之一振，驻步而观。

    队伍渐近，带队的教官映入蒋介石的眼帘。那人的五官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