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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的“茶马使”一兼十年，每年的薪俸照例支取但分文不动。到他进关离开兰州总督府时，这笔存银已积攒下30万两！左公清点之后，一文不取，原原本本交给继任杨昌浚，说，国家对我不薄，我们既有一份正饷，便不宜领取另一份兼饷。这是我们服务国家的最低条件。西北建设刚刚开始，需要经费的地方正多，到了缓急不济的时候，可以动用此款。后来，这笔款子就被用来建了兰州的黄河铁桥。有人把左宗棠的这笔存银称为“左氏基金”，而把兰州铁桥称之为“左公桥”。

    彭德怀讲完左宗棠的故事，咣当咣当走到桥上，出神地望着滔滔河水，良久，一言不发地往回走。许光达默默跟在身后，心情很不平静。左宗棠的书过去读过一点，只知“秦川陇道，塞柳长青”的美谈。在湖南家乡，也常有老人们提起“左公、左公”二字，可彭德怀的这一段，还是头次听到。

    于是许光达又想到石油，想到那个名单。他暗暗打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要找留玉门油矿工作的所有同志好好谈一次话，中心就是如何完成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问题。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急于要找一本左宗棠的书来读一读。他对这位百年前的湖南老乡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两个愿望在几天后的10月1日、高音喇叭里传来毛泽东那个历史性的声音时，变得更为强烈了！

    其时，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正式命令王震率二军和六军进驻新疆，并区分：六军到北疆，二军到南疆。二、六两军立即投入进疆前的准备工作。

    王震可忙活开了。二军部队分散在安西、酒泉、张掖1000多里的一条线上，六军部队拉得更长，要迅速归拢，调整部署，搞点短、平、快的政治动员，诸如召开兵团和各军的党委会、起草关于进疆准备工作的指示等，都得一一落实。此外，还须稳定局面，把彭铭鼎那一拨人安顿好。

    即便如此，也不能忘记油矿。

    9月29日这天，王震特地同二军郭、王首长一道前往玉门参观油矿。“王胡子”的精力真是惊人，头天晚上半夜才陪同曾震五赶到酒泉，第二天大清早那个大嗓门又亮开了。情绪好，走到哪里笑到哪里，说：“彭总有指示，在二兵团正式接手之前，油矿出了问题，要拿我的脑壳是问哩！”王震摸着自己的脑门，好像真的有把刀架在脖颈上似的。

    从酒泉出发到玉门油矿，过嘉峪关还要走一天，来回320里地。要是没台好点的车，4天时间也打不住。那地方虽说名声很响，可生活上跟酒泉没法比。酒泉毕竟是在关内，离沙漠远得多，空气湿润，城市也像个模样，物质供应啊、文化生活啊，都相对来说要便当得多。然而油矿上有4000多工人，加上职员家属则有上万人，是个有一定规模的小社会呢！光是把部队开进去了，把摊子看住了，那算什么？生产情况怎么样、还出不出油，这是中央和彭总都很关心的事。王震不亲自走一趟，心里怎么能踏实？！

    实际情况比想象得要好。油矿的交接几乎没有影响生产。最紧张的那几天，每天还能出2万多加仑的油。按这个指标，一个月累计可出油60万～70万加仑。这个数据在当时新中国领导者们看来，就值得拍巴掌了！

    所以王震这一趟玉门走得浑身带劲。尽管原定计划10月7日就要出发进疆，他自己多少也得准备准备，喘口气，但他就是安不下屁股，从玉门一回来又要去看六军。幸好，这时候彭德怀的电报到了，说部队进疆行动要往后推一推，到10月15日以后才“比较妥当”。

    这一点是基于彭德怀与陶峙岳约会时间的考虑。彭、陶相约在酒泉会面是10月10日，彭德怀认为，还是信守那句老话，先礼而后兵，虽然这个“兵”不是剑拔弩张的“兵”，虽然陶峙岳已于9月25日代表新疆军政当局发表了起义通电，宣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