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他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遭受着窘迫生活的压力，而且还失去了社会地位，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变成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受人唾弃的可怜虫。在走投无路之时一位朋友介绍他给一富人家房子的墙上开一扇窗户。他到达之后才发现房子的主人是他原先在古伯斯威尔大学的一位同事，一位知名教授，他们在大学时就合不来。他本来打算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他不想在旧同事面前失去人格，但是50元钱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人一周的生活，因而便硬着头皮进去了。教授不在家，只有教授的母亲在，但她是一位十分挑剔刻板的德国人。他终于被她的唠叨与斥责折磨得受不了。窗洞虽然开了，窗户也安上了，但是安得不正，此时教授也回了家，并且认出了他是谁。他羞恼之下把玻璃窗捣得粉碎然后愤然离去。他不但没挣到那50元钱，还受到警察局的通缉。

    他幸运地得到一份当捉刀人的工作——替一位公司老板写自传体小说。搞文学创作需要有安静的环境，但是他的邻居索斯基家的那个极其捣乱的儿子乔治偏在他家房后用高保真音响放摇滚乐，而且把音量调到最大。由于他提出了抗议，因而招致两家更大的不和，邻居不仅把他们通往山下的必经之路毁掉，乔治还朝路上开枪玩，使他的儿子放学后不敢回家。更有甚者，乔治还把努德尔曼家周围的树木砍倒，破坏刚刚播种过的菜地……一桩桩类似的事件搅得他一家终日不得安宁，书也自然写不成。这时书的主人——公司老板——来电话叫他去纽约面谈。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在去纽约的路上及在纽约期间他又经历了种种挫折与磨难，甚至被误认为是小偷投进了监狱。书终于写成并寄给了老板，但是酬金却迟迟寄不来。几周后终于得知，原来那位老板是个大骗子，已于两周前因贫困潦倒死在一家豪华大酒店里。此时的努德尔曼真想有一把枪自杀。但是妻儿怎么办？绝望之际他忽然想到带上全家去瑞典寻找新的生活。

    的情节与《重建天堂》有很多相似之处。主人公的妻子都是瑞典裔，两个家庭均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家都建在山的高处，而且都居住在纽约州郊区。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作者本人的经历，尽管利伯尔曼在瑞典只呆了一年，但那一段生活经历显然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他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他的作品包括长、短篇小说还被译成了瑞典语在瑞典出版。一书中的努德尔曼先生在绝望时脑中突然闪出的希望之光不在世界上这个最富有的国度美国，而在遥远的北极之国瑞典，那里是他的未来，是他的希望，是他生活的新起点。可见他对那段生活印象之深以及对那个国家的发自内心的爱。

    60年代初，当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兴起的时候，美国文坛却出现了政治小说热。如果说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于60年代发表的《兔子，跑吧》未能反映出50年代美国乃至世界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话，那么他的“兔子”系列的第二部《兔子回家》（1971年）和第三部《兔子富了》（1980年）则是典型的政治小说。厄普代克以主人公哈里作为媒介，把60年代的反越战、种族骚乱、反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潮、70年代的能源危机、水门事件、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等重大政治事件写了出来，说明人与社会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利伯尔曼的上述长篇小说也发表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同样无时不感到主人公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息息相关。当问及利伯尔曼的政治观点时他说他“反对所有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个种族，具有哪种政治信仰，是哪种肤色的人。”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杜撰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这个“维持会”对主人公努德尔曼昼夜监视并定期向“上级”报告他的情况。这个“治安维持会”实际是对当权者的讽喻，也恰恰证实了利伯尔曼“反对所有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