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个寡居的姐姐，我们叫她王嬷嬷，负责照顾那些顶小顶小的小娃娃，她还指定几个大些的女孩帮她照应。还有个小个子于修女，她驼背，手又粗又硬，声音尖利。于修女负责管理清洁卫生和操守，平时吩咐我们按时洗澡，给我们布置一周任务，还喜欢支派厨子和他老婆，叫他们忙东忙西。

    我渐渐发现两位女传教士其实年纪不一样大。那个卷头发的是格鲁托芙小姐，她三十二岁，另外那位年纪比她大一倍。格鲁托芙小姐是个护士，也是学校的教务长。道勒小姐是育婴堂的院长，她去找那些该当同情我们的人，请求他们捐款给我们。道勒小姐还带领我们每星期天做礼拜，编排我们演戏，演基督教的故事，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还弹钢琴为我们伴奏，她总说我们“唱起歌来就像天使”。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天使是什么。我也不会唱歌。

    传教士们管我们叫新命运女孩。每间教室里都有块很大的红色锦旗，用金字绣着这几个字。每天下午做操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中文和英文大唱新命运之歌。歌是道勒小姐写的：

    我们学习，我们进步，

    婚姻大事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工作，自谋生路，

    旧命运就把它抛到脑后。

    因为我出身制墨世家，所以潘老师说，我是学校里有史以来书法最好的学生。他常常跟我们讲起大清朝的事情，说到朝廷如何腐败，连科举制度都败坏了。可是每当说起那些旧时候的事，他总是显得很伤感，有些怀念的口气。他对我说，“茹灵啊，你要是早些年，托生个男孩，肯定能成个名家大儒。”这些是他的原话。他还说我字写的比他亲自教出来的儿子开京还要好。

    开京是个地质学家，他其实字写得很好，何况他小时候生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身体右半边比较弱。幸运的是，他生病以后，家里花了大笔的钱，用尽全部积蓄，请了最好的中西医大夫。于是开京得救了，只是脚有点跛，一边肩膀有点塌。传教士后来帮他谋了份奖学金，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上学，他才成了个地质学家。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家来照顾父亲，也正好跟考古坑里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育婴堂和考古坑之间，一直骑到父亲教室门口。潘老师经常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让儿子载他回院子另一头的房间去。他们骑车经过的时候，我们这帮老师同学都要大声叫喊：“小心啊，不要摔倒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有重读宝姨临终前写给我的东西。之前我一直特地不去看，因为我知道再看到那些纸页我一定会哭的，于修女看到了肯定会责怪我当着小丁和别的小孩子的面自我放纵，自怜自伤。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找到一间废弃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小神像，满是霉味。我找了个靠窗的地方，倚着墙坐下来，打开了包着纸页的蓝布包。我头一次注意到，原来宝姨还在布包里缝了一个小口袋。

    口袋里有两样宝贝。第一件就是我小的时候她给我看过的那块甲骨片，她对我说，等我长大了，懂得记住事情的时候，她就把骨片给我。她曾经收着这块骨片，她父亲也曾收藏过，如今又传给了我。我把骨片贴在胸口。我又把第二件东西拿了出来。那是一张小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子头上戴着刺绣抹额，身上穿件棉衣，衣领高高得竖着，直到脸颊边上。我举起相片对着光。难道这就是……？我看出来了，这的确是宝姨脸烧坏以前的相片。她生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眉毛向上挑着，显出很大胆的样子，而她的嘴唇，那么丰满，微翘着，皮肤那么光滑。照片里的她非常美丽，却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很难过相片里不是她脸烧坏以后的样子，可是我越看，照片里的她就越熟悉。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的脸，她的希望，她的知识，她的悲哀，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是属于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