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走来就从侍者专用楼梯飞奔而下，我看他大概对我着了迷，可又缺乏自信。不过那时我还年轻。”

    电梯摇晃一下，停了。我们到了自己住的那一层楼，开电梯的侍者拉开了门。“顺便说一下，亲爱的，”在走廊上她对我说，“别怪我又数落你。不过今天下午你有点放肆，你竟想独揽大家的谈话，这使我很难堪。而且，我敢说他也有同感，男人是不喜欢这种样子的。”

    我没吭声，看来说什么对她也都白搭。“啊，好了，别不高兴，”她笑着耸耸肩。

    “毕竟我要对你在这儿的行为负责。你自然不妨听我的忠告，论年纪我可以做你妈妈了。

    Eh bien，Blaize，BlaiZe，ie viens①……“哼着小调，她走进卧室。裁缝正等着她。①法语：”好喔，布莱兹，我来了。“

    我跪在临窗的椅子上，观看午后的街景。阳光灿烂，一阵大风欢快地吹着。半小时之内，我们又要坐下打桥牌了。窗户紧闭，热水河开得足足的。我想到了总要我去收拾烟灰碟，乱七八糟地堆满染着唇膏的捻扁的烟蒂和丢弃的奶油巧克力糖。我的智力是在学习快照摄影，学习如何组织美满家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头脑很难适应桥牌这玩意儿；再说，她的朋友们也不耐烦同我一道打牌。

    我觉得有我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在场，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谈话，正像在饭后水果端来以前，当着客厅女仆的面不能畅所欲言一样。因为有我在场，他们很难一下子打开话匣子，说些既有诽谤中伤又有影射暗示的闲话。于是，男客就会装出一种很不自然的热忱，问我一些滑稽可笑的有关历史或绘画的问题。他们以为我离开学校不久，与我攀谈，只好说说这些。

    我叹了口气，从窗口回转身来。阳光充满着希望；大海在劲吹的风中掀起白浪。我想起一两天前曾路经的摩纳哥，那儿的某个街角有一座歪斜的房屋，弯身倾向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在高高的倾圮的屋顶处，有一个狭缝似的窗口，这窗子背后也许曾住过中世纪的古人吧。从书桌上拿起铅笔和纸，我心不在焉地画了起来，全凭想象画出一幅苍白的、带鹰钩鼻的侧面头像，阴郁的眼睛，一道高鼻梁，挂着嘲笑的上唇。接着我又给画中人加了一撮尖尖的胡须，领口处镶上花边，就像那位大师在许久以前一个逝去了年代中所画的一样。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开电梯的侍者，手里拿着一封便柬。“夫人在卧室里，”我告诉他。可是他却摇摇头说这封信是给我的。我拆开信封，发现里面只有一张笔记簿纸，一个阳生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原谅我，今天下午我太无礼了。”

    就是这么几个字，既无签名，也没有抬头。但信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而且居然拼对了，这是很难得的。

    “有回信吗？”侍者问我。

    我从那几个草字上抬起头来，答道：“不，不。没有回信。”侍者走后，我把便束塞进衣袋，又去看我那张铅笔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再喜欢它了。那面容死板而没有生气，镶花边的领口和胡须竟成了煞费猜想的字谜中的点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