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普普通通的旅馆房间里踱步，沉浸在离别的怅惘之中，不能自拔。

    “你没受凉吧？”吃早饭的时候她问我。

    “不，大概没有。”这倒是根救命稻草。如果我的眼圈过分红肿，待会儿可以用这个去搪塞一阵。

    “我不喜欢在打好行李之后还拖沓着不走，”她咕哝着说。“我们本应打定主意坐早一班车走。要是想想办法，大概能弄到票的。这样，我们在巴黎就可以多呆些时候。

    打个电报给海伦，叫她不要凑我们时间了，另外想法子碰头。不知道——“她看看表，接着说：”我看让他们调车票还来得及，不管怎么样，可以试一试，你下楼去问问看。“

    “好吧。”我是个十足的傀儡，由她随心所欲地差遣。我走进卧室，脱了晨衣，穿上那件从不离身的法兰绒裙子，套上自己缝的短褂。对于她，这会儿，我已不但是抱着冷淡态度，我开始恨她。这样一来，一切全完了，连早上这点时间也从我手里夺去，甚至无法在庭院里花半个小时——即使短短的十分钟也好——说一声再见！而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料到早饭那么快就吃完，她厌烦了。好吧，既然这样，我也顾不得什么清规戒律，什么分寸和脸面。我砰地关上起居室的门，沿走廊奔去，等不及电梯来，就一步三级跑上扶梯，直登四楼。我知道他住在148号房间，我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擂起门来。

    “进来！”他叫道。我一边推门，一边已经有点后悔，勇气渐渐消失。因为昨夜睡得晚，他此刻也许刚刚醒来，头发蓬乱地躺在床上，火气特别大。

    他正站在打开的窗户旁刮脸，睡衣外面套着一件驼毛茄克。与他一比，穿着法兰绒衣裙和大皮鞋的我显得十分臃肿，原先我还以为自己这样寻上门来颇有点戏剧性，殊不知不过是出洋相。

    “怎么啦？”他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是来告别的，”我说。“今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了。”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接着把剃刀放在洗睑架上，要我把门关上。

    我带上门。局促不安地垂手站着。“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他问我。

    “真的，我们今天就走。本来决定晚一班车走，可是现在她又想赶乘早班车。我怕再也见不到你，我感到走以前必须再见你一面，说声谢谢。”

    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两个毫无意义的字，但它们还是笨拙地滚了出来。我浑身僵直麻木，觉得说不出的别扭。一刹那之间，我甚至想用“来劲”这个词儿形容他的为人。

    “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她昨天才匆匆决定。她女儿星期六坐船去纽约，我们要同她一路走，所以要到巴黎去会合，然后再到瑟堡会。”

    “她要把你带到纽约去吗？”

    “是的。可我不想去。我恨纽约之行。我会很苦恼的。”

    “那干吗还要跟她去？”

    “我不得不跟她去，这你是知道的。我在挣钱，和她分手，对我说来损失太大。”

    他又捡起剃刀，把脸上的肥皂弄掉。“坐下，”他对我说。“只要一会儿，我到浴室里去穿衣服，五分钟就好。”

    他从椅子里拿起衣服，扔在浴室地上，接着走进浴室，砰地把门关上。我在床边坐下，开始咬指甲。整个儿事情像在做梦；我觉得自己像个木偶。不知道他这会儿作何感想，准备怎么办。我环顾四周，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男子的卧室，凌乱而缺乏个性。鞋子很多，多得根本穿不了；还有成串的领带；镜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大瓶洗发液和一对象牙梳子。没有照片，没有小影，这类东西一点也没有。我凭着直觉寻找这类东西，以为房间里至少会有一帧照片，也许放在床头，也许在壁炉架搁板的当中，一帧镶着皮边镜框的大照片，但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