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