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他们对公司里的一些东方人、西班牙人甚至黑人，印象都很好，私交也不错。但是特德将来所持的专业，注定有其特定的局限与准则，他的活动范围将是病人和其他医生们，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乔顿家那般通情达理，那般理解特德。然后，她不无遗憾地表示，世上其他地方还有那么多灾难和不幸，越南战争，又是如此丧尽人心。

    “乔顿太太，我不是越南人。”我轻声纠正着，即便此时，我已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再说，我也根本没想过要嫁给你儿子。”

    后来在特德开车送我回家途中，我对他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他追问我原因，我便把他妈的那番话一字不改地重复给他听，没有加进任何我的评价。

    “行了，你就坐那边去，让我母亲来摆布一切吧。”他对着我大声咆哮着，好像我是他母亲的同谋者，好似我背叛了他。他的暴跳如雷和愤慨深深地打动了我。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幽幽地对他发问，同时觉得心口一阵作痛，我想，那是爱情的萌发。

    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如胶似漆，一种受唐突的反叛和冒险心理的激励，我们互相缠在一起，越发觉得彼此难以分离。我们自认对方，就是自己的那一半，我们两个一半，构成个坚固的整体，就像阴阳和合一样协调完美。我们是自己想象中一出悲剧的男女主角，他是搭救我的勇士，我只是个孱弱的女子。不论我陷于怎样的困境，我的勇敢的男主角，总会排除万难，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历经曲折去解救受难的公主一样，将我搭救出来。我们完全沉醉在其间，情意缠绵。即使拥抱做爱之时，我也从心灵深处感到，我得到了保护，得到了依傍。

    “我们该怎么办？”我继续不断向他询问。就在我们相识的这一年内，我们住在一起了。在特德进入加州大学医科的前一个月，我们在圣公会教堂举行了婚礼。

    婚礼那天，乔顿大大坐在教堂前排长凳上哭了，就像一切新郎的母亲在这个时刻都会做的，哭得恰如其分。直到特德结束了他的皮肤病学实习，我们便买下一幢多年失修的，带个大花园的三层楼维多利亚式住宅。特德替我在楼下安排了个工作室，这样，我能作个自由绘图员，把活带到家里来做。

    好几年过去了，总是特德来决定，我们去哪度假，他决定需添哪些家具，他决定我们暂时不要小孩，直到搬到一个拥有更高层次的邻居的地段。开初时，我们还互相讨论一番，待我们明白讨论的结果，总不外乎是“你看着办吧，特德”，“你决定吧，特德”，便干脆不作讨论，只由特德做主了。我从没想过要违抗他的决定。

    我宁可不操这份闲心，集中精力在自己的t字尺和红蓝铅笔上。

    但从去年，特德变了。自从他接受了一个面颊上患蜘网血管瘤的女病人后，他的自信和责任感，都消遁了。他当时表示，他能把这些网状血管吸出来，令她恢复正常的形象。但结果，他竟把她面颊上的一根神经吸了出来，她左边的脸神经瘫痪了，她去法院控告了他。

    诉讼失败后，他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开始逼迫我来作决定。我得决定，是买美国车还是日本车，办终身保险还是定期保险？还有对候选人的选择，家庭的开支……

    我得反复掂量，反复考虑，而结果往往是我的脑袋被搅成一团浆糊。因此，只要我一说：“你决定吧”，或者“我无所谓”，“随你便，特德”，他便会不耐烦地说：“不，你来决定。你不可以这样毫无责任心，这样模棱两可。”

    我本能地意识到，在我们之间，已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使我非常不安。那层以保护者自居的面纱已经撩起，现在，特德处处都在逼迫我，甚至是最琐细的生活小事，我觉得他似在有心折磨我：买泰国食品还是意大利的？一种开胃食品还是两种，哪一种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