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