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而且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但熬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这时，我才有暇发现，我的一边是个沉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我的另一边，是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次品极少，我怀疑她根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她长得很丰满。

    “暧，小姐，”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快，因为，她也讲国语。“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她这样问我。

    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不要在洗衣服时与人打架，否则即使你得胜了，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

    我还没能听懂，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钱是万恶之首，它会让你因不满足而去盗窃。”

    “什么废话！”我说着，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

    “这就是命运！”那年轻女工解释着，“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

    “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我说，“这些话语毫无意义，根本不是什么命运，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不，小姐，”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看看谁得到它们了。”

    这个年轻女工，就是许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对我说：“琳达，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我丈夫的一个朋友，想找个中国太太，当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公民身份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这次我可以自己选择：行或者不行，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