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后，在四月里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弗拉特角自己房顶书室里忙着写稿子，一个佣人进来说，圣让（我的邻村）的警察在楼下要见我。我对受到打搅很恼火，而且想不出警察找我有什么事情。我没有亏心事，定期的慈善捐款也已经交纳。他们还发给我一张身份证，被我藏在汽车里，预备开车超出规定速度或者在马路上停错地方被人捉着时，可以在出示行车执照时，让警察无意中瞧见，免得警告没有个完。当时我想很可能是我的那些佣人里面，有一个被人家写了匿名信（这是法国人生活中一个可爱之处），因为她的身份证还没有办妥；不过，我和当地的警察关系处得不坏，在打发他们走之前，总要请他们喝杯酒，所以想来不会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可是，他们（总是两个人一同来）这次来却负有完全不同使命。

    我们握了手并且相互问好之后，年长的一个——他的称呼是班长，蓄了一部我从没有见过的又浓又密的上须——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用肮脏的拇指翻着。

    “索菲?麦唐纳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他问。

    “我认识的人有叫这个名字的，”我小心地回答。

    “我们刚和土伦的警察局通电话，那边的警长要你立刻就去，[Vous prie de vous y rendre][注]。”

    “为什么？”我问。“我和麦唐纳夫人并不熟。”

    我立刻想到索菲一定出事了，很可能和鸦片有关系，但是，弄不懂为什么会把我牵连进来。

    “这个我不管。毫无疑问，你和这个女人有过交往的。好象是她有五天没有回她的住所，后来，有人在海港捞到一具女尸，警察认为可能就是她。局里要你去认一下。”

    我打了一个寒噤。不过，这事并不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她过的那种生活很可能使她在抑郁无聊之际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从她穿的衣服和随身的证件也可以认出是她来。”

    “她被捞到时是赤条条的，而且脖子割了。”

    “老天啊！”我一面感到毛骨悚然，一面自己在动脑筋。很可能警察会强逼着我走，所以我还是遵命为上，落得个漂亮。“好的。我搭第一班火车就去。”

    我看了火车时刻表，查到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班火车可以搭到土伦。班长说他会打电话报告土伦的警长，并且叫我一到达就直接上警察局去。我把必要的衣物装了一只手提箱，吃完午饭，就坐汽车上火车站。

    二

    我上土伦警察局报到时，立刻被引进警察长的房间。警察长坐在桌子后面，长得又粗又黑，脸色阴沉沉的，看上去象是科西嘉岛的人。也许习惯使然，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可是当他注意到我（为了防而不备）佩在领孔上的勋章[注]时，就假意地一笑，请我坐下，满口打招呼，说是惊动我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实在出于不得已。我也同样客客气气回答，说是只要能够替他效劳，我是不胜荣幸之至。接着我们就谈起正经事情来。他又恢复到先前粗鲁而且相当傲慢的神情，看看放在面前的文件，对我说：“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看来这个麦唐纳女人的名声很坏，酗酒，吸毒，一个烂污货。她不但经常和船上下来的水手睡觉，还和当地的流氓睡觉。你这样年纪和身份的人，怎么会和这种人混起来？”

    我本来想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可是，根据我钻研几百本侦探小说的经验，对待警察还是客气的好。

    “我和她并不熟；是在芝加哥碰见她的，那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后来她在芝加哥和一个有身份的人结了婚。一年多以前，通过她和我共同认识的一些朋友，才重又和她见面。”

    在这以前，我一直弄不懂他怎么会把我和索菲联系在一起，可是，现在，他把一本书推到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