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浴室里。

    当时盖达尔正在写鼓手的命运。我们俩讲好从早晨到中午一心一意工作，在这个时间内，彼此决不以钓鱼来诱惑对方。

    有一次，我在这间浴室里靠近敞开的窗子写东西。连一页的四分之一还没写完，盖达尔就从那幢大房子里出来了，从我窗前走过，装出极其自由自在且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假装没看见他。盖达尔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接着又从我窗前走过，但这一次已经分明要找我麻烦了。他吹着口哨，然后又假装咳嗽。

    我不作声。这时盖达尔第三次走过来，怒冲冲地盯了我一眼。我依旧不作声。

    盖达尔忍不住了。

    “喂，”他说，“别装傻啦！你写东西这么快，扔下一会儿，有什么道理啦。嘿，好一个波波雷金①！我要是也这么写，我早就有一部一百一十八卷头的全集了。”

    【①波波雷金(1836—19e1)：俄罗斯作家，对时代精神敏感，现察力强。但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写作，急于概括自己的观察。】

    他非常喜欢这个数目。他津津有味地又重复了一遍：“一百一十八卷！一卷也不少！”

    “够啦，”我说，“你干脆说吧，你要怎的？”

    “要你听听，我想出来一个多么美妙的句子。”

    “什么句子？”

    “好，你听着：‘受罪啦，老头儿，受罪啦！——乘客们说。’妙不妙？”

    “我打哪儿知道！”我回答说。“得看放在那儿，跟什么发生关系？”

    盖达尔大为不满。

    “‘跟什么发生关系，’‘跟什么发生关系’！”他学着我的语气。“应该跟什么发生关系，就跟什么发生关系！嘿，去你的吧！坐在那儿琢磨你自个儿的文章吧。我可得去把这句话记下来。”

    但他没忍了多久。过了二十分钟，他又开始在我窗前走来走去了。

    “怎么样，又想出什么了不起的句子来了？”我问。

    “喂，”盖达尔说，“从前我只不过是模糊地猜想你是一个放肆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讽刺家。今天看来果然不错。我感到很悲哀。”

    “去去，走开吧！”我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别打扰我！”

    “了不起，一副拉热奇尼科夫①的架子！”盖达尔说，不过还是走了。

    【①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罗斯作家。】

    过了五分钟他又回来了，而且老远就对我高声说了一个新句子。这个句子，说实在的，出乎意料，好得很。我很赞赏这个句子。盖达尔就需要这个。

    “得啦！”他说。“这一回我再不到你这儿来了。决不来了！不用你帮助写写看。”

    他忽然用说得很糟的法国话添上一句：“再会，俄罗斯苏维埃作家先生！”

    当时，他刚开始学法文，学得非常起劲。

    盖达尔又到花园里来过好几次，但没打扰我，在远处的一条小径上踱来踱去，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些什么。

    他就是这样写作的——一边走一边想着句子，然后记下来，随后再想。他整天从屋子里到花园这样出来进去。我很奇怪，并且肯定盖达尔的中篇写得很勉强。但后来才知道，他一向如此滑头，这样写下来的远比一句一句积起来的多得多。

    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后，他写完了鼓手的命运，然后兴致勃勃、心满意足地走到我的浴室里来。

    “给你读一篇小说好吗？”

    我当然很想听听。

    “那么，听着！”盖达尔说，在房中央站住了，把双手插在衣袋里。

    “原稿在哪儿呢？”我问道。

    “只有那不中用的乐队指挥，”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