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未来是由不可战胜的人类特质——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八）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预先警告给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会饱尝辛酸，或如常言所说，“晓得晓得邪恶多少钱一斤”，因为巴格里茨基的传记不容易写得正确，

    巴格里茨基关于他自己说了那末多绝妙的谎话，结果这些谎话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时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假。不可能恢复真实，“仅仅是真实，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不敢说，到底值不值得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东西，是他传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这些杜撰的东西。

    没有这些杜撰的东西，便不可想象这位生着一双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十分优美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快乐而勤勉的“近东人”。这个民族把各种民族——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样地愉快活泼，好调笑，大胆无畏，无限热爱他们的黑海、干旱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腾的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便是这种民族里的人。

    他有时象一个赫尔松檞木船上的懒洋洋的水手，有时象一个敖德萨打鸟的“小伙子”，有时象一个科托夫斯基部队里放荡的战士，有时又象梯尔·乌兰士比格。

    在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征上，再加上忘我的对诗歌的爱和渊博的诗歌的知识，便形成了这个人的完整的、非常可爱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