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的安徒生的生平和阅历以及他的荣光，就是一部童话。严峻、芜杂、不如意的生活际遇完全可以当作夜行驿车里的幽暗，这时候，童话精神才会发出温暖甚至明丽的光线，美好人性的顽强才能显现翻山越岭的奔头。

    《夜行的驿车》之外，每当涉及软弱和倔强、诗与童话、尊严与温柔、迁移与留驻，巴乌斯托夫斯基总忍不住要谈论安徒生。其实，从心仪和钟爱的程度上看，安徒生已经成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内在精神的镜像，甚至就是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包括《面向秋野》，就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童话集。而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广义的生活和生命的童话？

    无论我们的人文想象怎样被技术性的时代吞噬，安徒生精神，永远是文学艺术的归魅要求的理想。

    三 默默

    1950年代末，被译介到了中国。那个时候，跟“解冻”形成对比的，是神州大地的霜降。风雪在中国文学曾经一度百花盛开的园地席卷而来，那是浩劫即将到来的前夕。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性质的相同和特殊的国际友好的惯性决定，苏联文学成了唯一可以为那个年代的知识者可以仰望的一角文学星空。这种文学资源随着时势的变冷逐渐成为半公开甚至地下阅读形式而绵延不绝。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肖霍洛夫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高尔基的和等长篇小说，鲍里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中篇小说，叶赛宁、勃洛克、西蒙诺夫等人的抒情短诗，普里什文、蒲宁的散文等等，大都以“内部发行”的出版形式或者互相传抄的播布方式，激荡着残酷多难时代中国的文学读者同样敏感多愁的心灵。而就是讲述包括这一类作家在内的佳作的奥秘和魅力的书。它那种精神充饥和审美解渴的接受效果可想而知。

    我所见到的印象最深的关于的导读文章，是《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发表在《读书》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署名为默默。“默默”在那前后还有一篇关于“冬妮娅”（里面主人公保尔的初恋女友）的随笔也曾深深地感染了我。后来，若不是在书店邂逅了一本以《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作为书名的集子，我还不会知道那个在

    《读书》上佳作连连的“默默”，就是哲学家刘小枫。

    显然，那个时候，刘小枫所著的《拯救与逍遥》正在震荡着文化哲学、文学与史学界，那是他才情与思想最具活力的时期的学术成果。相对于他后来走向基督教神学哲学研究的更多成就而言，“默默”时期的刘小枫更让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感到可亲可近。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默默先生的这句话至今仍能惹下我的眼泪。文章中记述往事的文字散发着浓郁的俄罗斯文学意味：70年代初，一位脸色总是惨白的老姑娘（这个形象令人想到库普林的《阿列霞》等许多俄罗斯或苏联小说里描绘过的青年的面庞，这种落寞苦楚的“脸色惨白”的面影也曾经在王蒙早期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出现过），把当时已被判为“封、资、修”性质的“黄色书籍”递到他手上。默默说，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再生之源，并且规定了这一代人终身无法摆脱理想主义的痕迹”。

    默默先生将作了放大引申，集中在了“苦难”的意义和对“十字架受难的灵魂”的崇敬问题的抒情上面。是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及俄罗斯大地的优秀作家们的笔下，孤苦、荒凉、心痛、断肠的感受相当习见，但是一本超越苦难、诉求祝福和爱感的著作。尽管哀歌式的倾述时不时透出字缝，可毕竟是关于创作的创作，是关于沙尘暴之后坚韧不动的树根，是关于冰凌之下的活水。绝不是“苦难”与“受难”自身，而是关于可以经受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