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茫然地在这儿出现。医生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开一家照相馆，而阿莫马尔，自从用闪光灯为第一个神色惊恐的孩子照相时起，总是把最后一分钱都付给他。

    一切都来自于象棋。最初，他们在晚饭后七点钟下棋，医生略胜一筹，因为对手显然也棋艺不凡。后来医生的优势越来越小，最后就旗鼓相当了。加利莱奥?达孔特先生开办第一家电影院之后阿莫乌尔成了它的最准时到场的观众之一，下棋就只限于没有电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时阿莫乌尔和医生已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医生便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看电影从不带妻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耐心看那些曲折复杂的情节，另一方面也因为医生凭着他敏锐的感觉，认为阿莫乌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伙伴。

    医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种模样了。他去教堂出席大弥撒，然后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花坛上去看书。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情况，在这个专为自己保留的日子里他很少出诊。多年以来，除非情不可却，他从来不接受社会义务。圣灵隆临节那天，由于意外的巧合，两年离奇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杰出的学生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在证实了阿莫乌尔的死亡以后径直回家，却被好奇心牵到了别的所在。

    他一上车，就把遗书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车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隶区的一个不易寻找的地方去。这个决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车夫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错。

    没有错，地址很清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写地址的人十分了解它。乌尔比诺医生重新读起了遗书的第一页，他再一次沉浸在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大量披露中。假如阿莫乌尔能够使自己相信那些话并不是一个绝望者的梦吃的话，那么，即使到了他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可以改变的。

    一大早，天空就板起了脸，变了颜色，乌云密布，寒风袭人，然而中午之前并没有下雨的征兆。为了找一条近路，车夫驱车走上了殖民城市铺着石头的崎岖不平的高地，结果他不得不多次停下来，以免那些参加圣灵降临节礼拜仪式归来的学生和教徒们使马匹受惊。街上摆着纸花环，乐队奏着乐曲，鲜花也到处可见，姑娘们打着五颜六色的阳伞，头上戴着薄洋纱飘饰，站在阳台上观看节日队伍通过。教堂广场上，在非洲棕桐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间，几乎看不清芙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塑像。弥撒一结束，人们蜂拥走出教堂，堵住了汽车出口处，可敬而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也挤满了人。乌尔比诺医生的马车是唯一的一辆。这辆马车跟城里留下来的其它几辆屈指可数的马车大不相同。它的漆皮折叠车篷总是保持得明亮耀眼，包角是铜的，为的是不让硝石腐蚀。轮子和车辕都涂成了红色，金色镶边。这种装扮，使人想起维也纳上演歌剧时的盛装夜晚。此外，最爱摆排场的家庭往往允许他们的车夫穿上干净的衬衫，而他却要求车夫穿上软绵绵的天鹅绒制服，戴上马戏团驯兽人的大礼帽。这种衣帽除了不合时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三伏天里，也似乎欠缺一些怜悯之心。

    尽管乌尔比诺怪腐似地热爱那个城市，并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个城市，他却很少有过象那个星期日那样，毫不犹豫地在那个古老奴隶区的喧嚣中冒险。为了寻找那个地方，车夫不得不绕来绕去，几次停车问路。乌尔比诺医生终于认出了附近肮脏阴郁的泥塘，它的不祥的沉寂，它的溺死者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这种恶臭曾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里的茉莉花的芳香混在一起飘进他的卧室。他感到这种恶臭如同昨天的一阵风一般从他的身旁吹过，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马车开始在街道的泥泞路上颠簸而行的时候，那种被他的怀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恶臭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现实。污泥地上，几只秃鹫在争食用船锚从屠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