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异己外界的光彩照人的威胁性人物时，心头便象显影般地发现了这个道理。她刚满二十一岁，除了从家里到学校以外，她几乎没到外面去过。但她向四周扫视一眼，便明白她的敌人不是因仇恨而恐惧，而是因害怕而发呆。她没有再象刚进门时那样去吓唬他们，而是宽宏大度地去帮助他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正如她对各个城市的看法一样，她不觉得那些城市比原先更美或者更丑，而是跟她心里想象的一样，拿巴黎来说吧，虽然阴雨连绵，店铺老板贪吝，车夭言谈粗鲁，但她的记忆中，巴黎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并非因为巴黎实际上真是最美或者不是最美，而是因为巴黎和她最幸福的那几年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乌尔比诺医生呢，用别人对付他的那些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别人，只不过是操纵得更巧妙、更道貌岸然罢了。他们在一切场合露面：郊游，灯谜，文艺演出，募捐舞会，爱国运动，第一次乘坐气球。他们无处不在，而且几乎永远是发起人和主持者。谁也无法想象，在他们过得最不愉快的那些年里，还有谁比他们更幸福，还有哪对夫妇比他们更琴瑟和鸣。

    父亲留下的那座房子，给费尔米纳提供了一个逃避家庭宫殿的窒息气氛的避难所。一旦躲开众人的视线，她便偷偷溜到福音公园去，在那里接待新结识的女友和某些学校或图画班的同学。

    在那座房子里，她象个未婚母亲似的消磨宁静的时光。她重新买了香兀骛，捡回野猫，把它们交给普拉西迪哑喂养。普拉西迪虹已经老了，风湿性关节炎使她行动有些不便，但依然有使那座房子复活的雄心。费尔米纳又打开了那间缝纫室，那里曾是阿里萨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也曾是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以便了解她的心的地方，她把缝纫室变成了回忆往事的神庙。

    在一个暑气蒸人的下午，暴风雨降临之前，她去关阳台的窗户，看见阿里萨正坐在小公园里的扁桃树下那条他亲常坐的长凳子上，身上穿的是他母亲用父亲那件上衣改成的衣服，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但她看见的不是她偶尔相逢几次的上了年纪的阿里萨，而是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他了。她不寒而栗，认为那种幻觉是死神的通知，她为之心酸了。她竟开口对自己说，说不定她同他结合是美满的，她单独和他住在那座她以无限的爱为他修葺一新的房子里，正如他以同样的爱为她翻修的房子里一样。单是这个假设，就把她吓坏了，因为这使她发觉她落到了何等不幸的地步。于是，她竭尽全力，迫使丈夫不再闪烁其词地同她争论，同她对抗，同她撕打，同她一起为失去了的天堂号啕大哭，直到鸡叫五遍，曙光透进宫殿的窗帘，太阳变得火一样红。因一宿谈话而面色浮肿，因彻夜不眠而筋疲力尽，因哭干眼泪而心肠变硬了的丈夫，系紧靴带，收缩腰带，束紧还残存的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一切，对她说，她吧，亲爱的，让我们去寻找丢在欧洲的爱情吧，明天就去，一去不复返。这个决定千真万确，他同大富银行——他的全球财产管理人——达成了立即变卖巨万家财的协议，这些财产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买卖、投资和债券中，只有他本人才准确地知道，财产并不象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折成打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汇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不在这冷酷的祖国剩下巴掌大的土地来作为他和妻子的葬身之地为止。

    和费尔米纳的想法相反，阿里萨还存在着，还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她跟丈夫、儿子一起乘坐黄骡马拉的马车到港口的时候，阿里萨正站在法国远洋船停靠的那个码头上。他看见他们下了船，同在公众场合无数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一样：衣鲜鞋亮。

    他们领着儿子，儿子已被教育成让人能想象出他长大成人后将是什么样子的模样了，酷肖父亲当年。乌尔比诺摘下帽子笑容可掬地向阿里萨打了个招呼：“我们去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