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在轮椅上。法医和我检查了尸体，断定两肺都已积满了水。想要抢救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我们看不出再生的迹象。”

    “然后你们又做了什么呢，凯普兰大夫？”

    “我照看坦波尔太太。她正在歇斯底里剧烈发作。我很替她担心。”

    “凯普兰大夫，您以前曾同坦波尔太太讨论过，停止理疗的事情吗？”

    “讨论过。我对她说，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的事。”

    “坦波尔太太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凯普兰大夫向吉尔·坦波尔望了望，说道：“她的反应是很不寻常的。她坚持要我继续试验，”他犹豫着，“因为我起过誓，而且陪审团希望听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有关情况讲清楚。”

    法庭上鸦雀无声。吉尔盯着他。凯普兰大夫转向陪审团。

    “我要说的是，请记录，坦波尔太太或许是我有幸认识的最勇敢的妇女。”法庭里的人全都转脸望向吉尔。“当她丈夫第一次中风时，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他有康复的可能。哦，她独自一人照看他，使他恢复了健康。她替他做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医生可能做到的事。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她对丈夫的忠诚和奉献。”他向吉尔坐着的地方望了一望，然后说：“她对我们大家是一种鼓舞。”

    听众爆发出掌声。

    “好了，大夫，”法官说，“现在我要宣布坦波尔太太出庭了。”

    吉尔站起身来，缓缓地走到证人席上，准备宣誓。大家注视着。

    “我知道这对您是怎样的一种苦难，坦波尔太太。我要力求使它尽快了结。”

    “谢谢您。”她的声音非常低弱。

    “当凯普兰大夫说他想撤消理疗时，您为什么仍主张进行下去呢？”

    她抬头望望法官，法官可以看出她的眼睛中饱含着的深沉的痛苦。“因为我想让我丈夫得到一切可能康复的机会。托比爱生活，我想让他再回到生活中来。我——”她的声音发颤，但是，她继续说下去，“我必须自己帮助他。”

    “您丈夫去世那天，理疗师到家里来，是您叫他走的吗？”

    “不错。”

    “可是，早些时候，坦波尔太太，您说您仍想继续做那些疗法，您能对您的行为做出解释吗？”

    “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只有我们的爱情才是医治托比的唯一力量。它以前治好过他……”她说不下去了。然后，显然是镇定自己，她用沙哑的嗓音接着说：“我必须让他知道我多么爱他，多么希望他能够康复。”

    法庭中所有的人，都向前探着身子，尽量捕捉着她的每一句话。

    “您能告诉我们，事故发生的那天上午的情况吗？”

    当吉尔重新振作一下她的精神的时候，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她开口说：“我走进托比的房间，他看到我似乎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我要亲自带他去游泳池，我要使他康复。我穿上游泳衣，以便在池子里替他治疗。当我动手把他从床上抬到轮椅上时，我——晕倒了。我想我当时应该明白，我的体力是不能胜任我想做的事情了。但是，我不愿意罢休。只要能帮助他，我是在所不惜的。我把他放进轮椅里，一路上对他说着话，直到游泳池边。我把他推到池子的边缘……”

    她停了下来。大厅里的空气凝结了。只能听到记者们在速写簿上拼命记录的沙沙声。

    “我俯身去解系在轮椅上的皮带，这时，我觉得头又发晕了，几乎要倒下去。我一定是无意中碰了一下闸轮。椅子开始冲向池子里。我尽力想抓住它，但是它——连同用皮带缚住的托——托比一起掉进池子里去了，”她的声音哽咽了，“我跟着他跳进池里，想把他解开，但是皮带束得很紧，我设法把轮椅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