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提问题不合乎德国的刑事审判程序。但是，现在问题被提出来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审判长的回答。他必须回答，不能避开问题或者做非难性的评论或者用反问的方式拒绝回答。每个人都清楚，他自己也明白，我也明白了他做出恼怒的表情的诡计。恼怒的表情给他戴上了一副假面具，在这副假面具的背后，他为自己回答问题赢得了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他拖延的时间越长，人们的期待就越大，气氛就越紧张，而他的回答就必须越好。

    quot;有些事情人们根本就不该做，如果不去做不会要命的话，人们就必须回避。quot;

    假如他说汉娜或者他自己如何做，也许就足够了。只谈论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和人们做什么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与汉娜提出的问题的严肃性不相符。她想知道的是处在她当时的情况下，她应该怎样做，而不是有什么事情人们不可以做。审判长的回答显得无可奈何，毫无分量。在座的人都有同感。大家都很失望地深深地呼了口气，惊奇地望着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这场舌战的汉娜。但是，汉娜本人仍在沉思。

    quot;那么，我要是……没有……如果我不能在西门子公司报名呢？quot;

    那不是向法官提出的问题。她在自言自语，她在犹豫不定地自问，因为她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她在怀疑这个问题的正确性，在寻找它的答案。

    第07节

    汉娜有时固执己见地进行抗议，这使审判长大为恼火。同样，她有时心甘情愿地认错，这也气坏了其他被告。这无论是对她自己的辩护还是对她们的辩护都十分不利。

    证明材料本来对被告有利。那幸存下来的母女和她们写的书是第一项主要指控的推一证明材料。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应该能够在不抨击母女证词的情况下就能够令人信服地驳回对那几位被告参与挑选囚犯的指控。就这一点而言，证词不精确，也不可能精确，因为毕竟还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和其他的女看守，以及一项层层下达的命令和任务，这样，这些囚犯在这个等级制中就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只能看清楚与这相关的部分。类似的情形在第二项指控中也存在：那母女俩被关押在教堂里，不能就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做证。虽然被告不能找任何借口，说她们当时不在现场，因为当时在那座村子里生活过的那些证人与被告交谈过，现在还记得她们，但是，这些证人必须要注意防止引火烧身，否则，人们会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把那些囚犯救出来的。如果仅仅是那几位被告在场的话，难道村民们就制服不了几个女人而自己把教堂的门打开吗？为了减轻那几位被告和作为证人的他们自己的负担，他们难道不必须站到被告这一边来吗？他们不会说当时他们都处在警卫队的暴力或命令之下吗？不会说因为警卫队确实没有逃跑，或者至少像那几位被告估计的那样，他们为了抢救一座野战医院的伤员只是离开了很短的时间，不久就又回来了吗？

    当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意识到像这样的策略由于汉娜心甘情愿地认错而落空时，他们又换了一个策略。他们想利用汉娜认错的主动性，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以此减轻其他被告的罪行。辩护律师们很专业地不动声色地这样做着，其他被告以愤怒的谴责为其助威。

    quot;您说过，您知道您是送囚犯去死，这只是说您自己，是吗？您的同事们知道什么，您不可能知道。您也许能猜测，但是却不能最终断定，不对吗？quot;

    问汉娜的是另外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

    quot;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quot;

    quot;我们，我们大家，这样说比说我或说我自己要容易得多，不对吗？您，仅您一人，在集中营里有被您保护起来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