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没有了。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那个星期天下午正巧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们都以为坏了的不止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死死地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扬·布朗斯基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启动干燥的嘴唇。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援助与怜悯。他念的或许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这段经文念了三遍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主自然什么话也没说。钟也没有坏，只是玻璃碎了。成年人同时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特、非常幼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时钟也许是成年人所能制造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它证明成年人可以成为创造者。他们胸怀大志，勤奋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是可以成为创造者的。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件东西之后，随即又成为自己划时代的发明物的奴隶。

    时钟是什么？没有成年人，它就什么也不是。成年人给它上发条，把它拨快或拨慢，送到钟表匠那里去检验、拆洗，必要时还请他修理。另外一些现象，要是没有成年人乱猜瞎想，也同样毫无意义，譬如布谷鸟过早地停止鸣叫，盐罐倒放，大清早见到蜘蛛，黑猫待在左边，他们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正如他们见到表舅的油画从墙上掉下来就觉得是什么预兆（其实只是因为钉在灰泥里的钩子松动了）。成年人在镜子里见到的时钟的背面和内部，总要比时钟本身能显示的多点什么。

    我妈妈呢？尽管她有时也不免要胡思乱想，但毕竟有冷静务实的眼光，并且像她平日做人那样，轻率地把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当时，她想起了一句话，使大家听后都顿感宽慰。

    “碎片带来好运气！”她喊道，，边咬着手指，拿来了畚箕和扫把，将碎片，也就是好运气，扫在一起。

    妈妈的这句话，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好运气；他们中间有谁要想夺走我的鼓，我就用叫声和歌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斟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散发出春天芳香的香水瓶、盛假水果的水晶碗，总而言之，把一切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玻璃制品震个粉碎。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我最心爱的鼓，他们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硬把那艘笨头笨脑、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都有眼睛，但是唯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全部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统统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

    瞧那些成年人哪！他们先是惊呼狂叫，极度渴望回到光明中去，之后他们又习惯了黑暗。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除去斯特凡·布朗斯基以外唯一没能从黑暗中捞一把的人。她到店铺里去取蜡烛，尖声怪气的斯特凡拉着她的裙子跟在后面。她拿着点燃的蜡烛回来，照亮了房间，只见其余喝寿酒喝得醉醺醺的人们双双俩俩，结成了叫人稀奇的对偶。

    不出我所料，我妈妈上衣散乱，坐在扬·布朗斯基膝上。看到短腿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几乎消失在格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