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左手的食指指着童子耶稣，仿佛正要开口念点数游戏的急口令：“我和你，缪勒的牛……”我不理这一套，而是仔细打量耶稣，并且断定，他简直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可能是我的孪生兄弟。他不仅体态与我相仿，就连当时只用来撒尿的“洒水壶”也同我的毫无区别。他用来看世界的也是我那双钻蓝色的布朗斯基的眼睛，而最使我生气的是他打着我的手势语。

    这个耶稣，我的写照，举起双臂，两手松松地握成拳，正好能把什么东西，譬如说，我的鼓棒塞进去。如果雕塑匠在他粉红色的大腿上也用石膏塑造一面红白相间的鼓，那他不就成了我吗？成了完美无缺的奥斯卡，坐在童贞女的膝上，击鼓召集教会的会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尽管如此神圣——人家却偏偏不让它任其自然地发展！

    走上铺着一条地毯的三级阶梯，便是穿银绿色衣服的童贞女、披巧克力毛皮的约翰以及肤色似煮熟的火腿的童子耶稣。那里有一个圣母祭坛，上面插着像患了贫血症一般的白蜡烛和价钱不一的鲜花。绿色童贞女、棕色约翰和粉红色耶稣的后脑勺上都粘着盘子大小的灵光圈。上面贴的金箔使这三个盘子更显得昂贵。

    要是祭坛前没有阶梯，我就休想上去。当时，阶梯、门把和橱窗对奥斯卡都具有诱惑力，甚而至于今天，在他除了病床之外别无所求的时候，对他也不是无所谓的。他被一级一级地引诱上去，脚下踩的始终是同一条地毯。奥斯卡走近圣母小祭坛上这尊三人像，半是蔑视、半是尊敬地用指关节敲了敲他们。他用手指甲刮了一道，露出了石膏像的本色。童贞女的衣服褶裥合着她的形体，曲曲弯弯地一直延伸到踩着云带的脚趾上。隐约显出的童贞女胫骨的线条，使人推测到，雕塑匠是先塑肉身，然后再接形体的线条，加出衣服的褶裥来。童子耶稣的“洒水壶”没有割除包皮，这可是大错特错。奥斯卡伸手去摸了摸，小心翼翼地按了按，想使它动弹，却感觉到自己的“洒水壶”有一种半是舒适半是新奇的骚扰感，于是我就缩回手不再摸他的，也希望耶稣别再碰我的。

    至于耶稣究竟有没有割除包皮，我也不再深究。我从套头毛线衫下掏出鼓，从脖子上取下，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同时又注意不碰坏他的灵光圈。这真叫我费了点劲，因为我个头太矮，我不得不爬上塑像，踩在作为基座的云带上，让耶稣有鼓可敲。

    奥斯卡干这件事，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他受洗礼后第一次上教堂的日子，而是在同年复活节前的一周。整整一个冬天，他的妈妈一直借忏悔来维持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因此，奥斯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推敲他的计划，否定又肯定，斥之为无理又申辩为有理，拟新的计划，从各个角度阐明它，末了，抛弃全部旧计划，改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借在十四幅耶稣受难像前默祷之机，实行我的预谋。由于妈妈在复活节的生意达到高峰之前就急于要去忏悔，她便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晚上挽着我的手出了门，沿拉贝斯路拐过新市场人埃尔森街，再到马利亚街，经过沃尔格穆特肉店，沿小锤公园向左拐弯，穿过总有恶心的黄汤滴下来的铁路旱桥桥洞，到了铁路路堤对面的圣心教堂，走进大门。

    我们来晚了。只剩下两位老太太和一个受了惊吓的小伙子等在忏悔室前。当妈妈检查良心的时候——她舔湿了大拇指，像翻账本似的翻阅《告解箴言》，仿佛在编造税收申报书——我溜下橡木凳子，避而不看耶稣的心和那个运动员，径直朝左侧祭坛走去。

    虽然事不宜迟，必须从速进行，但我还得按照弥撒仪式先唱登坛经，走上三个阶梯，“登上主的祭坛”①，朝从小就给我欢乐的主走去。我将鼓从脖子上取下，一边拖长声调唱着“求主怜悯”，一边登上作为基座的云带，不再去摸“洒水壶”免得耽搁，而是在唱“荣耀归在天之主”前，把鼓挂到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