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音乐家，名叫迈恩，他小号吹得美妙无比。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他天天如此，直到灾祸临头，使他清醒过来。

    奥斯卡今天已不太相信预兆。然而当时预兆却相当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这场灾祸穿上越来越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面八方。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了，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这个女人却没有死。她被封存起来了，据称是为了修复而存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可是，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一起从下水道流出去，同煤气一道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谁都没有料到，煮开他的汤的竟是灾祸。

    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我第二次见到舒格尔·莱奥，我们初次结交是在布伦陶公墓。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闪发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分不清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儿女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他摆出慷慨大方的样子（当时还能如此），承担了丧葬费的一半；还有扬·布朗斯基，他简直就不认识赫伯特，他之所以前来，只是为了在这个中立的坟场上见马策拉特一面，或许也为了见我一面。音乐家迈恩也来了。他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的制服。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又出现了一个暗示未来灾祸的预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飞去，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开去。大家听见了他在叫喊；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那是叫喊，不是吊慰。

    谁都把迈恩当做音乐家看待。可是舒格尔·莱奥却把他认了出来，把他同送葬的人们区分开。于是，他孤零零地站着，窘迫地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在赫伯特的坟上，吹出美妙的音乐。他之所以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喝了杜松子酒——他戒酒已有很长时间了——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与此相反，我和我的鼓，却因赫伯特之死而沉默。

    从前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住在我们这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喂养着四只猫，其中一只名叫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拿着社松子酒瓶往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队为止。他在骑兵队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正确无误，但再也谈不上美妙了，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青年时代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他们两个在二十年代先参加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后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死后，在他的朋友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迈恩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因为他要美妙地吹奏，而不想清醒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乐家的耳朵——因此，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在坟地上吹奏，不戴帽子，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吹奏时，却并没有脱去制服外面老百姓穿的大衣。

    从前有一个冲锋队员，当他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并没有脱去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举行葬礼都会见到的舒格尔·莱奥向送葬的人们表示吊慰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认出了这个冲锋队员。他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表示哀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