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实验的时候一直站在我的床脚旁。我为了使玛丽亚不再感到害羞，便把护理员打发走。房门刚锁上，我就再次请玛丽亚到床前来：“你记不得了吗？你回忆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回忆一下：车叶草味的，草莓味的，发酵，起泡沫，多美啊！还有感情，玛丽亚，感情！”

    玛丽亚记不得了。她傻乎乎地害怕起我来，身子有点发抖，藏起她的左手，紧张地另找话题，又向我谈起小库尔特在学校里的成绩、斯大林的死、马策拉特美味食品店新添置的冰箱以及在上卡塞尔开分店的打算。我却矢忠于汽水粉，只谈汽水粉。她站起身来，汽水粉，我恳求着。她匆匆告别，戴上帽子，又不知该走还是该留，便打开了收音机。我放开嗓门，压过收音机的嘈杂声喊道：“汽水粉，玛丽亚，回想一下吧！”

    这时，她站在门口，哭泣，摇头，留下我一个人和这台嘎嘎响吱吱响的手提式收音机。她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仿佛离开一个垂死的人似的。

    这么说，玛丽亚已经记不起汽水粉来了。可是，只要我还在呼吸，还在击鼓，对于我来说，汽水粉就不会停止发酵泛沫；因为正是我的唾液在一九四○年晚夏使车叶草和草莓获得了生命，唤醒了感情，派我的肉身去寻找，把我训练成香菇、羊肚菌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字但仍可享用的蘑菇的收集者。它使我成为父亲，是的，父亲，非常年轻的父亲，收集和生育；因为到了十一月初已不存在任何疑问了，玛丽亚怀孕了，玛丽亚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我，奥斯卡，就是父亲。

    我今天还相信这一点，因为玛丽亚同马策拉特的那件事是后来晚得多的时候才发生的。那是我在玛丽亚那背上满是伤疤的哥哥赫伯特的床上，面对着她的二哥、那位上士寄来的军用明信片，然后在熄了灯的房间里，在防空遮光纸和四壁之间，使熟睡的玛丽亚怀了孕以后两个星期，不，十天之后才发生的。那时，我在我家的沙发榻上撞见了玛丽亚。她没有睡着，而是张大了嘴忙着吸气；她躺着，在马策拉特下面，上面是马策拉特。

    奥斯卡从屋顶室来，他在那里思考了一阵，下楼，脖子上挂着鼓，从门道里走进起居室。那两个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两个的头都冲着瓷砖面火炉。他们两个没有规规矩矩地脱掉衣服。马策拉特的内裤挂在他的膝窝上。他的长裤堆在地毯上。玛丽亚的裙子和衬裙一直撩到胸罩以上、胳肢窝以下。内裤缠在她的右脚上，右腿可憎地扭曲着，悬在沙发榻外。左腿弯曲，搁在靠背垫上，好像不感兴趣似的。在这两条腿之间的是马策拉特。他用右手把她的头扭向一边，另一只手在做手脚。玛丽亚从马策拉特叉开的手指间把呆滞的目光投向一侧的地毯，仿佛跟踪着地毯上的图案一直望到桌子底下。他咬住一只丝绒套垫子，只是当他们两个说话时，他才松开牙齿不再咬那丝绒。他们时而说话，却没有中断。只是当时钟敲响三刻钟时，他们才停顿，直到时钟敲罢，他又像敲钟前那样继续下去，并说：“现在是三刻。”接着他问她这样行不行。她连声说行，还要他留点神。他答应她，一定小心。她吩咐他，不，她恳求他这次得特别注意。接着他问她，是不是马上到时候了。她说，马上就到了。这时，她悬在沙发榻外边的那只脚抽搐了一下。她一脚踢了个空，内裤仍挂在上面。他又去咬丝绒套垫子，而她嚷：“滚开！”他也想滚开，但已经滚不开了，因为在他滚开之前，奥斯卡已经骑到了他们两个上面，因为我已经把鼓放到他的腰上，抡起鼓棒敲铁皮，因为我再也听不见“滚J滚开！”的叫声，因为我的鼓声比她喊“滚！”的声音响，因为我不能容忍他滚开，就像扬·布朗斯基过去总是从妈妈身边滚开那样；因为妈妈过去也总是说“滚”，对扬说“滚”，对马策拉特也说“滚”。接着，他们分开了，他们朝什么地方甩鼻涕，甩在专用的毛巾上，如果毛巾不在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