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着海德尔堡、布列斯特、巴黎、克劳伊茨纳赫浴场以及萨洛尼卡的多半是笑哈哈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一级和二级铁十字章，各种挂彩章，我已经记不清了，一枚铜质近战章以及两块从军服上拆下来的反坦克布肩章，还有几封信。

    马策拉特尽力帮助，特鲁钦斯基大娘不久就见好了，但再也没有彻底康复。她死死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要我和一天上楼两三趟送东西来的马策拉特告诉她，那个“中间地段”究竟在哪里，是不是离这儿很远，能不能星期天乘火车到那里去。

    马策拉特空有一片心意，却回答不上来。而我是靠特别新闻和国防军报道学会地理的，于是这件事就托付给了我。在那些漫长的下午，我给除了脑袋在摇晃之外纹丝不动地坐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在鼓上敲出了几首越来越频繁地移动的中间地段的变奏曲。

    非常崇拜漂亮的弗里茨的玛丽亚却变得虔诚了。起初，在整个七月间，玛丽亚仍参加她学到过的宗教仪式，星期天到基督教堂的黑希特牧师那里去。马策拉特有时陪着她，虽说她宁愿独自前去。

    新教礼拜不能使玛丽亚感到满意。一周的中间一天——究竟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呢？——在停止营业之前，玛丽亚把商店交给马策拉特守着，她搀着我这个天主教徒的手，朝新市场方向走去，接着拐进埃尔森街，入马利亚街，走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口，到了小锤公园——奥斯卡心想，这是到朗富尔车站去，我们将作一次短途旅行，也许去卡舒贝的比绍——我们又向左拐去，出于迷信，在铁路路堤下跨道前等一列货车驶过，接着才穿过令人恶心地滴着水的下跨道，但不是一直去电影院，而是沿着铁路路堤走去。我暗自盘算着：要么她拽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去，要么她想改宗，要去圣心教堂。

    圣心教堂的大门正对着铁路路堤。我们两个在铁路路堤和洞开的大门之间停住脚步。八月午后的晚些时间里，空气里有某种嘈杂的声音。我们背后铁轨之间的铺路碎石上，系白头巾的东方女工在抡镐使铲。我们站着，朝阴暗的、凉气习习的教堂肚里望去：尽里头，巧妙诱人，一只熊熊燃烧着的眼睛——长明灯。我们背后的铁路路堤上，乌克兰妇女停止抡镐使铲。一支号角嘟嘟响，一列火车驶近，它来了，到了眼前，还在眼前，还没有过完，随后开走了，号角嘟嘟响，乌克兰妇女又抡镐使铲。玛丽亚犹豫不决，拿不准她该先迈出哪一只脚，便让我，从诞生和受洗起就同这座唯一能救世的教堂关系密切的我，负起责任；玛丽亚多年以来第一次，自从那充满汽水粉和爱的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任凭奥斯卡来引领她。

    我们离开了铁路路堤和它的嘈杂声，离开了户外的八月和八月的嗡嗡声。我有些悲哀，手指尖轻搓外套遮掩着的鼓，脸上不露表情，神色漠然，心中却回忆起在我可怜的妈妈身边做的弥撒、主教主持的弥撒、晚待以及星期六仟侮。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前不久，由于同扬·布朗斯基过往太密而变得虔诚，一个星期六接一个星期六轻松地忏悔，星期日领圣餐以恢复精力，好在下一个星期四更轻松、更振奋地在木匠胡同同扬幽会。当年的那位圣下姓什么来着？圣下姓维恩克，至今仍是圣心教堂的神甫，布道时声音轻得让人舒服而又难以理解，唱信经时声音那么细又拖着哭腔，如果没有那个左侧祭台和祭台上的童贞女、童子耶稣和施洗童子的话，当时，真会有类似信仰之类的东西潜入我的心中。

    然而，又是那个祭坛怂恿我领着玛丽亚由阳光下进入大门，走过铺砖地来到中堂。

    奥斯卡从容不迫，默默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橡木椅子上，越来越冷漠。多少年过去了，却使我觉得，始终还是当年的那些人，胸有成竹地翻阅着告解书，等待着维恩克圣下的耳朵。我们坐在略靠一侧但更接近中堂的地方。我想让玛丽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