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来说，我长个儿的原因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他们称之为病：后脑勺挨了一石子儿，摔进坟坑里。还在公墓时，玛丽亚就把小库尔特揍了一顿。我真替库尔特难过，不管怎么说，他用石头扔我，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使我快快长个儿。他也许是想要有一个真正的、长大了的父亲，或者仅仅想要个马策拉特的替身，因为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父亲并尊重我。

    我持续长个儿将近一年，男女医生都证明原因在于扔来的石头和不幸摔倒，他们这么说，还写进我的病历里去：奥斯卡·马策拉特，即畸形儿奥斯卡，因一块石头击中后脑勺，等等，等等。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我的三岁生日。大人们关于我的特殊历史的开端是这样说的：三岁那年，奥斯卡·马策拉特从地窖楼梯上摔到水泥地上。这一摔，他就不再长个儿，等等，等等。

    从这些说明可以看到，人有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癖好，总要学任何奇迹提供证据。奥斯卡必须承认，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边之前，他也曾对每个神迹作过极其周密的调研。

    从萨斯佩公墓回来，我们见到的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寓所的新房客。一个波兰人的八口之家住进了厨房和两个房间。他们心地还好，愿意在我们另外找到住处之前收留我们。可是，法因戈德先生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还给我们，自己暂时住起居室。可是玛丽亚不同意。她认为自己刚守寡，同一位单身先生这样亲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法因戈德有时并不意识到他周围并没有他的妻子卢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里，所以他有可能理解玛丽亚所说的道理。由于卢芭太太和礼貌规矩，这样安排不行，但他仍为我们腾出了地窖。他甚至帮助我们布置储藏室，可是不同意我搬进地窖去。因为我病着，病得可怜，便为我在起居室里我可怜的妈妈的钢琴旁边设了一个临时铺位。

    找医生可难啦！大多数医生都及时地随着部队的转移而离开了城市，因为西普鲁士医疗保险机构已经迁去西边，对于许多医生来说，病人这个概念已变成不现实的了。法国戈德先生找了很久才在海伦·朗格学校里找到了一位从埃尔平来的女医生，她在那里给并排躺着的国防军和红军士兵做截肢手术。她答应顺便时来，四天后果然来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给我检查时，接连抽了三四支香烟，抽第四支时睡着了。

    法因戈德先生不敢叫醒她。玛丽亚犹豫地抠抠她。直到香烟慢慢燃尽，烧到了她的左手食指，女医生才醒过来。她立即站起来，踩灭了地毯上的烟蒂，激动但是简要地说：“请原谅，我已经厂个星期没合眼了。我在凯泽马尔克运送东普鲁士儿童。上不了渡船，过不来。只运部队。四千名儿童。全给炸死了。”接着，她像讲述归天的儿童那样干脆地拍了拍我这个正在长个儿的孩子的面颊，又把一支烟插到嘴里，卷起左手袖子，从皮包里拿出一支安瓿剂。在给自己打这种兴奋剂的时候，她对玛丽亚说：“我根本说不出来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必须进疗养院。但不是在这里。您考虑一下，走吧，朝西去。他的膝、手和肩关节都肿了。头肯定也开始肿了。您给他作冷敷。我留给您几片药片，他疼痛和睡不了觉时服用。”

    我喜欢这位干脆的女医生，她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也承认她不知道。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在以后的几星期里给我进行了数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阻止膝、肩和手关节以及头继续肿胀和疼痛。首先是我的往横里长的脑袋，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见后惊骇万状。他们给我服那种药片，但效力很快就过去了。他开始用直尺和铅笔画寒热曲线图，但又埋头做起了实验，把我的体温填到大胆设计的结构图里去。他在黑市上用人造蜂蜜换回一个体温计，每天给我量五次，记录下的结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