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卢齐·伦万德的小姐。经我多次质问，我的病人才承认，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继续谈着一张无名的三角形狐狸脸，后来又称呼其名，叫卢齐，这并不妨碍我仍把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并记录下来。与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个有病的伯父。此人不仅带着家眷，还带着他的胃癌去西方，话不绝口，车一开就冒充自己是个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就我的病人记忆所及，直到格丁尼亚（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从奥利瓦来的两个妇女、许多孩子和一位从朗富尔来的年岁较大的先生，刚过索波特就哭开了，修女们则喃喃祈祷。在格丁尼亚，火车停了五小时。人家又让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上了这节车皮。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有病，说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战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让出地方，负责运输的一名波兰军官掴了他一记耳光，用相当流利的德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他在德国的许多地方待过，可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儿。这个患胃癌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来得及向这名波兰军官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含义、本质和历史，因为这名军官已经下了车皮，拉上门，反锁上了。

    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干草上。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道：“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到斯托尔普这一段走了四天，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经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皮的门，放进一点新鲜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出车皮。每当年轻人占领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皮时，那四个修女总要举起双手，紧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深。他们先画十字，随后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铁路路堤上。

    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出一纸证书给小伙子们看。这是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小伙子们没有画十字，一巴掌击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连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垫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带到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

    可是，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仍说，这些小伙子给他的印象是既能于又有纪律。他说这是由于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尽管年轻，刚够十六岁理性主义即“唯理论”。，却已经是个人物的样儿了。这又使马策拉特先生既痛心又高兴地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首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

    当那个同施丢特贝克如此相像的年轻人正要从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手里夺走背包并终于夺走时，马策拉特先生在最后一刹那间从背包里一把抓过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庭照相簿。团伙首领勃然大怒。可是，我的病人打开照相簿，给那小伙子看他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照片。小伙子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便放下了玛丽亚太太的背包，两手搭在他的波兰多角帽上致意，对着马策拉特一家说了声：“再见！”又抓起别的乘客的箱子代替马策拉特家的背包，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车皮。

    在多亏了那本家庭照相簿才留在这家人手里的背包中，除装有几件替换衣服外，还有殖民地商品店的账册和营业税单据、储蓄存折、一串原来属于马策拉特先生的母亲的红宝石项饰，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剂里，再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庭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书，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说，整个旅途中，他的膝上多半放着家庭照相薄，有时也放着那本教科书，翻阅着，尽管四肢剧烈疼痛，这两本书却赐予他许多个愉快的、沉思的时辰。

    我的病人要求我这样往下写：摇晃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