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论者。那些年轻强盗虽然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唯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的料子里含木浆的单排扣上装。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富有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便反抗,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在了胃上。
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口地呕吐不止,最后大口喷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但经过彻底的化学洗涤尚能挽救的衣服,已失去了任何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声量)和论证推理形式“五支作法”(宗、因、喻、合、结);,却剥下了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皮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在距斯托尔普两三公里处,货运列车被拉到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是很凉的呀。
正如马策拉特先生所述,那天夜里,那个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能听到的那样,他最后一句话是“自由万岁”,末了,一阵呕吐,死了,使全车皮充满了恐惧。
我的病人说,接下来并没有人喊叫。车皮里变成一片寂静,而且始终保持着寂静。只有玛丽亚太太的牙齿在打架,她没有上装正在挨冻,剩下的最后几件内衣都盖在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先生身上了。天快亮时,两个有胆量的修女发现车皮门没关严是个机会,便清扫车皮,把湿透的干草、小孩和大人的粪便,还有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吐出的血都扫到了路堤上去。
在斯托尔普,列车由波兰军官进行检查。同时,分发热汤和类似麦芽咖啡的饮料。马策拉特所在车皮里的尸体由于有传染瘟疫的危险,便被没收,由卫生兵用木板抬走。修女们出面说情之后意识活动构造并给予对象的。科学只能服务于人生,对人而,一名级别较高的军官允许死者家属做一次短时间的祈祷。另外也准许脱下死者的鞋、袜和上装。后来又用空水泥袋盖住了木板上的尸体。在剥衣服场面发生时,我的病人打量着被剥去衣服者的侄女。这个姓拉埃克的年轻姑娘使他既厌恶又着迷地联想到那个卢齐·伦万德,我已用线绳复制了她,并给这个编结物取名为“吞食香肠面包的女郎”。车皮里的那个姑娘,虽说没有当着她的遭抢劫的伯父的面抓起一个夹香肠面包,连香肠皮一起吃了个精光,却参与了抢劫,从她伯父那里继承来一件背心,穿到身上,代替被抢走的茄克衫,掏出小镜子,打量她这不算不合身的新打扮。她用镜子捕捉到了我的病人和他的铺位,这样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然后公然用三角脸上的眯缝眼冷漠地观察他。直到今天,我的病人一想起此事,就会陷入无名的惊慌。
从斯托尔普到什切青,火车走了两天。被迫停车的次数还相当多,那些手执伞兵刀和机关枪的半成年人的来访,他们已经慢慢地习以为常,但来访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因为从旅客身上已经榨不出任何油水了。
我的病人声称,在从但泽一格但斯克到什切青的旅途中,在这一周内,他的身高增加了九公分,如果不是十公分的话。首先,大腿和小腿长了一截,胸腔和头却几乎没有延伸。在旅途中,我的病人虽说是背着地躺着,但这未能阻止一块偏向左上方的隆肉的生长。马策拉特先生还说,过了什切青——其间列车已由德国铁路人员接管——疼痛加剧,单靠翻看家庭照相簿已不能使他忘掉痛苦。他不得不多次持续地叫喊,这叫喊声虽然没有破坏任何车站的玻璃——马策拉特先生说:我的声音已经丧失了任何唱碎玻璃的潜能——却把四名修女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