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要。比起别人来，父母总是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更清楚自己子女的能力和需要。社会改革主义者，特别是教育改革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父母，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不具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教育的能力。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父母确实很少有为子女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国历史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他们为了子女的幸福，总是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会作出很明智的选择。

    无庸置疑，一些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缺乏明智地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然而，他们是极少数。遗憾的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在帮助他们的子女方面所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是太少了。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一所公立小学或中学。就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纳税人（你和我）平均要为每个入学儿童付大约两千美元。如果你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那你每年就为纳税人节省大约两千美元。但是，你得不到一点儿节省下来的钱，除非把这笔钱退给所有的纳税人，即使如此，你最多也只能少交几分钱税款。除去纳税外，你还得付私人学费，这就是促使你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强大动力。

    但是，假定政府对你说：“如果你不要我们为你的孩子出教育费，那你将会得到一张凭单，用这凭单你可以为孩子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交纳一定金额的学费。”凭单上的金额可能是两千美元，或者，为了使你和其他纳税人都能分得节省下来的钱，也可能是一千五百或一千美元。但不论是二千美元还是少于这个数字，它至少可以解除一部分目前限制着家长选择自由的资金困难。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初是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提出该计划的，见罗伯特.A.索洛编的《政府在教